【專欄】六年期間近距離看阿扁總統

我與阿扁的關係

2013年台北地方法院於10月指定我，擔任就阿扁的身心醫療狀況程度鑑定人，依醫療專業為本，進行司法鑑定。

當初合議庭詢問我與陳總統的關係，我清楚表示無親友關係，亦無利益衝突情事。但是有見過面之緣，第一次是台北市長期間，我擔任高雄醫學大學教師會創會理事長，邀請他前來演講。第二次見面是擔任總統後曾邀請我與醫界聯盟基金會人員前往總統府，諮詢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事宜，除此之外未曾再約會見面。

但是阿扁總統發病後，在獄中，從2012年9月17日我主動當志工醫師，義務為他看病，甚至於為他聲援，完全站在醫療專業的客觀立場，來爭取陳總統應有的醫療人權照護。我認為在台灣具有這方面醫療專業背景的人，有人應該不懼怕站出來替他看病，與為他的權益醫療代言，完全是基於醫師的專業良心。

首度會診阿扁總統，認為病情嚴重，從署立桃園醫院，建議轉醫學中心，把阿扁總統救出來。同時獲邀請參加，阿扁總統邀請的民間醫療小組，也從那時起負責阿扁獄中的自費延醫。2012年9月21日轉北榮，我獲准可以隨時會診，讓阿扁總統放心。2013年4月8日無預警陳總統被迫強轉中監，由台中榮總接任中監的醫療。我繼續擔任自費延醫醫師，義務為陳總統看病。

2013年10月1日台北地院指定我，擔任阿扁的身心醫療狀況程度鑑定人。11月20日提出鑑定報告，一個月後，地院裁定停止審判。

2015年1月5日保外就醫。

陳前總統從台中回高雄，陳菊市長整合由市政府協調成立的醫療小組，我擔任副召集人，院長為召集人，隨即開始每月的門診與每週的居家診療，而後小組每月開會至今共開了53次，三年來平均每三星期開一次。

司法程序不正義的身心傷害

阿扁卸任總統之後，經過「一案變多案」變相切割、一審、二審、更審，他的法律案件從地院、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多到我也很難看清楚。陳總統生病後，我為他的身心醫療狀況作評估，在2013年9月出庭作證，10月指定為鑑定人，11月提出鑑定報告。同年12月20日台北地院裁定停止審判程序。一年半後，2015年8月31日高等法院，也裁定停止審判程序。

暫停審理的5案中，繫屬高院的有二次金改案更一審、國務機要費案更二審、偽證案更一審；另涉隱匿國家機密、洗錢，兩案繫屬台北地院。

和阿扁總統有關的案子，程序有很多瑕疵與不正義，上手銬押入牢房，在裡面自己清洗廁所。出庭對隱私部位不必要的安檢，他還得安慰老母一切安好無事。

獄中的房間只有1.38坪，什麼都沒有，這對一個當過總統的人來說，就像是突然間掉入地獄落差很大。造成很嚴重的創傷壓力病，加上在看守所與北監延誤就醫的極嚴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與憂鬱症，額顳葉明顯退化，終致多重失能而保外就醫。即使在保外就醫後也不放過他，「他們」說依司法院頒布的「民刑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規定，庭審案件，每半年至少要調查一次，停止審判程序的原因是否已消滅。而後，台北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都要定時來函詢問，阿扁總統能否出庭，在經過相關測試評估後，我要定時答覆法院：個案仍無法出庭應訊或作證。

專業醫療上，能否出庭並不是只考慮語言的陳述能力與行動能力，還要了解對問題之認知、理解、判斷能力，其智能及記憶能力、重度憂鬱症影響其身心平衡之嚴重程度。對生命、身體、健康之風險評估及預測。這些都要詳細的通過專業測試。這樣也才能保障法院，沒有罔顧受刑人，人權的疑慮。何況是讓台灣大躍進，的地位崇高的卸任總統。

在台灣保外就醫有人可以助選、甚至於參選，強暴犯可以粉味聚餐，未見法務部有任何聲息，唯獨對阿扁總統情有獨鍾，連專業醫療行程都要審，吹毛求疵威脅，要換醫院換醫師。這就苦了我，一天到晚都要應付法務，開證明、寫評估表、答覆法院公文，我可能成為全台灣最繁忙的業餘法務醫師。不合他們意思，過去法務部最高主管還會發官威連我一起教訓，害大他六歲的我與阿扁一起受難，成為難兄難弟。

來自黨內的凌虐

如此的凌虐，自己的黨與大老也不積極救這位曾經照顧他們的黨主席，甚至於落井下石，很多台灣人不明就裡，至少有四年時間袖手旁觀，直到他關到病倒才注意到他，與他受的凌虐。越瞭解阿扁總統的遭遇，越能體會許多台灣人的無情。

我注意到早先醫療上、法律上、與人道上持續聲援奔走救他的，很多都是在他擔任總統期間，為利益迴避而與他切割的人。當總統他照顧過的人分兩種；一種暗中積極協助，另一種切割冷嘲熱諷，甚至於再踢一腳，而後者遠多於前者。這些歷年來在民間醫療小組所作的討論，已成為台灣歷史上很重要的紀錄。黨內的爭鬥與冷漠加深對阿扁總統的傷害。

致病因果關係

在探討發病因果關係方面，把阿扁總統病情發展、醫療處置與法律記事因果關係作一時序性的表列加以分析。從2008年12月13日台北地方法院一審總統國務機要費案開庭以來至2013年10月14日，不到四年，光是國務機要費案、總統公文案、總統偽證案、與二次金改案四大案，扁需要應訊或監獄內就訊高達144次，還不包括案子需作證的部分。

特別在2012年1月岳母吳王霞女士告別式。接著蔡英文候選人總統落選。外界以為他遭受極大打擊而誘發憂鬱症，卻有一不為人知的壓力；特偵組檢查官也在此時藉總統公文案開庭，前往北監密集就訊，甚至於該年2月在他出現明顯症狀，前往署桃戒護外醫，仍繼續密集偵訊，使他病情急速惡化。可看出病情與拘禁、判刑、密集頻繁與冗長的應訊及就訊，憂鬱症與額顳葉退化症之惡化，應有因果關係之可能性。

另一個讓扁發病與病情惡化因素，是扁的自我使命感與對同黨的領導階層，無法貫徹扁的理念有關，對黨產生失落感，增加壓力負擔。前面三年阿扁總統會很吃力夾雜著斷續的結巴，以政治語言表現對台灣的擔心，以及對過去的政黨高度期望，而後的失望與失落感。阿扁對台灣的愛以及對政治夥伴的高度期待，令人動容，這強烈的使命感，所帶來的壓力給扁很大的負擔。

阿扁每次自發性談起台灣政治和前途，結巴中滔滔不絕，激動處嚴重口吃與劇烈的右手抖動。告訴他不要談這些，他會說不要打斷他，否則他會忘記接不下去他的記憶與思緒。對我而言，他是一位政治家。歷經這麼大的苦難，依然是原來的阿扁，台灣味的總統。

照顧弱勢廣結善緣

以法律及政治專業來看阿扁總統最貼切，那先總結阿扁是怎樣的人，在此我願引用阿扁這輩子第一本著作《穿過生死線》，阿扁在書的序言：「如果我是台灣的丹諾-陳水扁律師」他以丹諾律師期許自己，一定要為冤案平反，特別是社會上陰暗弱勢的族群。接著他開始非常詳細，很清楚地介紹他辯護過，穿過生死線冤屈的死刑犯六案，把他們從死刑的命運，搶救回來。除了第六案前面已判死刑的，都獲判無罪釋放。

這些案子都是社會上次文化群，無權無勢也無錢，阿扁不捨棄也不嫌棄替他們辯護，即使付不出律師費，阿扁義務長年協助辯護，這裡面有被判死刑在獄中的死刑犯、社會底層的勞工、黑社會的小人物、招散客的計程車司機。阿扁律師從沒計較，奮力為他們辯護，每個個案阿扁對他們的困境都有令人感動的註解。出身寒微的阿扁，從事政治前，當成功的海事律師前收入頗豐，仍不忘照顧社會弱勢者。

照顧與栽培後進

再者很照顧跟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而且賞罰分明，推行責任政治，也因而培養很多人才。舉蔡英文為例；李登輝總統的重用，在1990年代後期受聘為國家安全會議之諮詢委員，參與起草「兩國論」。1998年，獲派以發言人的身份跟隨辜振甫率領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中國，同年蔡加入「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參與「兩國論」的起草。

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阿扁總統親自邀蔡英文擔任陸委會主委，外界風聲此任命是李登輝總統卸任前極力推薦的，這說法是不對的。在4年陸委會主委任內，蔡英文否認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不遺餘力地鼓吹「兩國論」及「一邊一國論」，連續四年內閣閣員滿意度民調都是第一名，滿意度將近59-60%。

阿扁總統相當信任也重用蔡英文。2004年受邀加入民進黨，阿扁總統點名列於立法委員選舉該黨全國不分區名單第六位，並且當選。2006年陳水扁總統指派前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為行政院長後，接著馬上任命蔡英文，為行政院副院長（2006年1月25日～2007年5月21日），在在顯示阿扁總統對人才之看重與對蔡英文主席的信任。

陳總統的慧眼和氣度，奠定培養了一位台灣女總統的基礎，蔡英文受提拔而步入政治，改變她的一生，兩人都是台灣人不可多得的歷史性人才。

領袖魅力的特質

陳總統具有領導人的天生特質，這種特質稱為領導魅力，特點是對現實環境的不屈服，不服輸的性格，愈是艱困危難，愈能化危機為轉機。這種特質被稱為特殊風格，是對事對人不同的獨特看法與作法。陳總統的識人用人令人懾服，沒有伯樂的慧眼，就沒有奔馳千里的名駒。

阿扁改變台灣政治民主的深化改革，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與前任李登輝總統一起創造台灣民主不流血革命的奇蹟，讓台灣人夢想起飛，築夢踏實。阿扁對台灣強調事實主權，一邊一國肇基，並開創平民總統執政。

化敵為友推動外交

俄羅斯「獨立電視台」（NTV）2003年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亭與陳水扁總統兩人，在1995年12月都還沒有當選總統時的見面經過。據該報導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應俄羅斯普列漢諾夫經濟學院之邀訪問俄國，普亭則是以聖彼得堡副市長身份接待來訪的陳水扁。報導中還引述「台俄協會」理事長，張俊雄的話指出，陳水扁總統非常重視這段俄羅斯情誼，民進黨執政後曾經透過多重管道，積極推動台俄關係。阿扁執政後，全力加強台灣經濟部與俄科學院之間，簽訂的科技合作協定。2001年4月30日實現了，俄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台北間的第一次直航。2002年4月台灣莫斯科文化經濟代表處，專門成立了科技組，謀求擴大雙方科技合作與交流。

2002年8月14日又開通了莫斯科台北間的包機直航，文化科技交流日漸活躍。我到莫斯科太空博物館參觀時，發現台灣是與俄羅斯有衛星合作的國家，由於台灣科學衛星的貢獻，讓台灣國旗，被放在最明顯的位置。

台灣人的搏感情文化，阿扁應用在看似高深的國際外交關係上，也活絡台灣日益嚴重的外交困境，證之於外交休兵投降政策，與維持現狀的怠惰外交，令人感慨。

阿扁的職業是政治

大家也許不知道「政治」是一項職業，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編印「職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2010」認定「政治」歸類在（2633）哲學、歷史及政治學專業人員之定義，是指從事人類行為活動與生存本質、歷史發展及政治結構等方面之研究，並應用於政治、外交或其他有關政策等工作之人員。

阿扁喜歡談政治、選舉與演講時很有著名的特質，阿扁告訴我他這一輩子除了第一本《穿過生死線：六樁刑事冤獄真相》著作外，所有其他所有著作都與政治有關。阿扁的「政治」專業是國際認證過的；他的榮譽學位或政治相關學經歷，包括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韓國慶南大學榮譽法學博士、韓國龍仁大學政治學榮譽博士學位、俄羅斯經濟學院的經濟榮譽博士學位、宏都拉斯自治大學榮譽博士。他也曾應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安東尼‧紀登斯教授之邀，赴英國發表「台灣的新中間路線：一個新的政治視野」之演說，倡議其政治哲學理念。

如果，政治是阿扁總統的專業，他以此為職業，為「維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為什麼阿扁總統，保外醫治期間不能演講、不能談政治及不能接受媒體採訪；為什麼我不能依我的專業獨立醫療安排，這些職能復健行程，恢復他的腦部的職場功能？台灣不是提供高度人道救援，以維護國人人權受保護的先進國家。大家應該記得：陳水扁總統出席凱達格蘭基金會舉辦的募款餐會，台中監獄開出「五不」條件，包括不准進入會場、不上台、不演講、不談政治及不接受媒體採訪。但是《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73條第五項保證書記載保證人應注意之左列事項並無約束保外就醫受刑人生活之約束，僅在保外醫治受刑人管理規則第三條第六款除維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外，未經監獄許可，不得從事與治療顯然無關之活動。其實很夠了，一個剛卸任的有功績的總統。能劫後重生，主政者是否省思過，別再政治操作了。因為再操作只會更分化。

不得談政治為了控制思想

也就是阿扁總統保外醫治是可以「維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但全台灣的人都知道阿扁總統的職業是「政治」，而「演講」是他從事政治功能最重要的工作與溝通方式。法務部與矯正署透過台中監獄一再要求他除了不能接受媒體採訪，也不得在外談政治或發表演講，我不知道他們的根據是什麼？而向李登輝總統祝壽之後，更變本加厲，好大官威下令阿扁總統從今而後，離開高雄住家，都要在7天前提出申准！

要阿扁保外就醫後不得接受媒體採訪、談政治或演講，找不到法律依據，就說阿扁總統保外就醫時，他們要阿扁總統簽了切結書。但是學過基本倫理學的人，應該知道倫理學基本原則；矯正署所屬監獄不應該要求受刑人簽立任何切結書，因為從屬關係無法確定受刑人的自主權，也就是說無法排除威脅、脅迫、利誘情況，在監獄也無法證明出自其自由意志。自始至終中監就不該讓「受刑」中的阿扁在保外就醫前，簽訂法律規定以外的任何切結。

對政治議題的「去抑制」效應

阿扁在政治議題的表達相對順暢，與一般失智症不同，並不是全面智能的喪失，而是「島嶼式」的認知障礙。早期的認知功能障礙，由於「去抑制」效應（disinhibition），很多潛在的功能反而發揮出來。像民俗歌唱家陳達晚年有數年精彩的月琴吟唱；素人畫家洪通晚年突然畫作元素多元，神祕的文字畫與用色豐富的畫風等。

全世界像陳水扁這種腦退化進行性病情的受刑人，早就該在專治醫院或居家治療，而不應留監獄繼續服刑，診斷後還繼續關了三年才保外就醫。更受失智症之威脅，他們的認知功能會越來越差。文獻顯示這樣診斷的病人在安養機構之死亡率，為居家治療病人之5倍，如果把他們關監獄，其後果更不堪設想。

民間醫療資源提供治療

高雄長庚醫院醫療團隊，透過每月的團隊門診、每週的居家診療、與社區職能治療進行。在兩位資深神經內科醫師、兩位精神科資深主治醫師的定期藥物與心理治療下，憂鬱、創傷壓力症候群獲得大幅改善。腦退化症狀包括手抖、帕金森、運動無力、平衡失衡再加強物理與職能治療已穩定下來。睡眠呼吸中止症在夜間低氧治療，與胸腔內科醫師照顧下，及呼吸治療小組與耳鼻喉科的評估指導，也大幅降低風險。

他的認知功能與記憶在神經內科神經行為專家的診療，神內神經心理與復健科神經行為的密集訓練下，加上所安排社區職能與音樂治療下，整體記憶、學習與認知功能，出乎意料之外的進步。北市府與國史館要他整理北市長與總統期間的回憶錄，幫忙他整理他的記憶，對時間的定向與事件的回憶幫忙很大。

口吃在語言治療師的分項訓練，加上社區職能音樂治療後，只要沒有壓力下，也有進步。而所有這些治療繼續在進行，仍屬在監不能為之，加上風險仍在而需繼續保外就醫。為了他的健康，我們安排好他的年度體檢，國家不照顧卸任總統，只好由民間台灣人的力量來為他安排。我們也安排全國性與國際專家的會診，這些意見給我們很大的參考。

相信專業盡病人義務

阿扁相當尊重與信任專業，其實過去前面三年的北榮院內與台中監獄自費延醫，與後三年保外就醫，身為主治醫師，醫病過程中深覺阿扁總統是最盡「病人義務」的病人，總結來說過去阿扁從腦功能退化、新事物學習能力較差之中，學習使用電腦、智慧型手機、文書與影像軟體、用LINE、上網找資料。阿扁要花很多時間思考、修改與找資料比對，長期書寫下來，感覺他自信心恢復，展現阿扁對政治判斷與預測能力。

心靈歸宿家庭妻兒女

阿扁心繫家庭、妻子兒女，六年來阿扁總統，不斷表示過去因為參與政治，從立法委員、台北市長、及八年總統，而後入獄六年期間，感覺上他對妻兒女有很深的歉意，我們不斷給予支持性心理治療，及以實境讓他得到補償，使其憂鬱與自責寬解，上次特許參與女兒診所開幕得到很顯著的治療效果。

在獄中我曾多次問阿扁，如果可以出去養病了，希望去那兒，他說「回家」，「那個家？台北、台南官田、高雄美術館區？」阿扁說「我太太吳淑珍在那兒，那兒就是我的家！」顯然阿扁身心靈的歸路，就在吳淑珍的身邊！

阿扁總統家庭協助很有幫助，特別扁嫂的角色督促他要用心復健，譬如出外走不到四十分鐘她會唸，穿著得合宜，服藥的核對與叮嚀，居家派工給陳總統負責，如帶孫兒女等等，強化他的復健成效。而他的兒子致中與幸妤幕後的支援讓阿扁夫婦減輕後顧之憂。

令人感動的是阿扁對母親與妻子深厚的感情，對他創作的〈等待天光的花叢〉與〈阿母的目屎〉詮釋音樂會，我詳細的記錄阿扁總統的反應，事後再測試會後對音樂的認知與情緒反應。對這兩首曲，他說其實自己每次再聽，都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恢復認知記憶與自信

陳前總統也是第十任台北市長，任期1994年12月25日至1998年12月25日，我建議北市應整理這段歷史。醫療上回憶、記憶與整理過去事物，對病情治療幫助頗大，經民間醫療小組討論，柯市長決定以口述歷史整理陳前總統北市長期間之歷史，也做為認知治療之一部分納入醫療計畫。

北市府也表示，郝龍斌前市長任內，北市文獻會曾進行歷任市長、議長口述歷史，當時陳前市長在獄中，導致他的章節只有紀錄片、沒有面訪，於是市府責成文獻會進行口述歷史，要搶救陳水扁的記憶，後來北市文獻館受訪時表示，上網公開招標，中研院副研究員陳儀深對做訪談，經過一年訪談結束，也已結案。同樣第二階段依國史館計畫進行，也已結束並已出版。

新勇哥物語

最近半年有多次我與神經行為治療師，邀請阿扁分享創作《新勇哥物語》的發想緣起，以及相關的背景故事。陳前總統顯得非常自信，且有興趣，表示「勇哥」是前行政院長游錫堃送給自己的禮物，並提及勇哥的身世。在談論勇哥身世時，陳前總統也一併憶起過去曾經養過的幾隻小狗，以及後來無法繼續圈養的原因，對於時間點及事件前後，的來龍去脈描述清楚良好。

原來的《勇哥物語》當時請插畫家、漫畫家來協助此專欄，多為針貶時事或與當時的政治事件，相關的內容，自己未曾涉入其中。而此專欄未再繼續，但偶爾也寫一些關於時事內容的文章，雖然現在不能公開談論政治，但自己在樓下公園散步的時候，經常觀察到公園內的流浪狗，還給他們每一隻都取上名字。想透過這些動物的角色，來替自己發聲，也說出一些自己想說卻不能說的話，引此延續《勇哥物語》的精神，取名為《新勇哥物語》。

在神經心理治療當中，最重視的是「生態化的治療」，亦即依據個案在其生活當中所熟悉的事物，包括：生活經驗、職業等，作為訓練的素材，依據這些個案熟悉的人事物，來設計復健的訓練內容，透過此種方式，不僅可提升病人的復健動機。也可觀察到與過去的功能相比，個案目前認知功能恢復的情形。

依據醫療研究團隊過去採用的「電腦化訓練」中可發現，在執行功能的訓練中，每一次陳前總統均以生活時事作為主題，並關心近日的新聞及政治議題，對其他議題則興趣較低，近日醫療團隊建議以「口述歷史」及「鼓勵寫作」等方式復健，個案除統整過去的人生經驗以外，對現況的不滿也得以透過書寫來抒發，整體情緒也較平穩，屬於一種非藥物的介入療法。

此外，陳前總統由於需撰寫文章，但因記憶力的狀態不如從前，需查閱相關資料，擬定撰寫文章的起承轉合等，對陳前總統來說，是一個相當良好的執行功能訓練，在治療的動機方面，也較過去大為提升。治療期間，與陳前總統談論《新勇哥物語》，對於陳前總統來說更是認知功能訓練的一大躍進，陳前總統在2011至2012年間，在台中監獄時，有困難對於「龜兔賽跑」故事的引申義清楚說明，但目前卻可透過「勇哥」、「勇弟」等角色的安排，來表達自己的心聲。

在抽象思考及邏輯思考的部分有明顯的進步，但在政治相關的領域以外，參考過去陳前總統的病前功能，仍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因此醫療團隊目前規劃以符合陳前總統過去生活經驗的素材作為訓練的媒介，以及能提升陳前總統之額葉功能，增加其動機、邏輯思考、抽象思考及規劃等高階認知功能。

轉型正義特赦與平反

行憲以後，依據《憲法》第四十條規定，總統的赦免權包括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四權，已舉行七次全國性減刑或特赦，另有多次個案特赦或減刑。最經典的是1990年5月，李登輝就職第八任總統，同日簽署美麗島事件的特赦令，依法特赦9位美麗島事件當事人，當時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肯定。第五次全國性減刑為慶祝開國80年，在1991年元旦實施，一萬一千餘名罪犯獲得減刑出獄，這次減刑包括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定讞的殺人犯。

第六次則是陳水扁前總統，於2000年12月10日，依照《赦免法》第三條，對拒服兵役的宗教良心犯案、工運分子曾茂興案、及蘇炳坤案等21人實行特赦。

第七次2007年5月適逢228事件60週年及解嚴20週年，陳前總統在依憲職權進行全國性減刑，減刑範圍，排除惡性重大且對社會有嚴重危害罪犯，及重大金融犯罪。第八次於2007年6月時陳前總統特赦「白米炸彈客」楊儒門。

在台灣的「大赦」、「特赦」這兩種赦免形式中，以「大赦」的效力最為徹底和完全。「特赦」只具有「大赦」的一部份效力。「大赦」具有以下兩方面的效力：一、對於已經被定罪判刑的人，法院此前對他的宣判歸於無效；二、對於還未被定罪判刑的人，司法機關從此失去對他的犯罪行為進行追訴的權力。

大赦的效力很大，它不僅免除刑罰的執行，而且使犯罪也歸於消滅。經過大赦之人，其刑事責任完全歸於消滅。尚未追訴的，不再追訴；已經追訴的，撤銷追訴；已受罪、刑宣告的，宣告歸於無效。

「大赦」的議案必須先由法務部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通過，再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等到「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才能交由「總統」頒布命令加以施行。而「特赦」的程序則相對較為簡單一些。「總統」本人可以自行提起；「總統」也可給「行政院」下命令，再由「行政院」轉而命令主管部門審議；主管部也可打報告給「總統」，請求他頒令實施「特赦」。

近代各國的大赦，則與古代的中國與當今的台灣不同，不是出於恩典，而是國家的刑事政策的最後平衡。補救總統特赦權的另外一個目的是使政府的三大部門之間能夠相互制衡，避免司法獨大吾所制約的畸形發展。總統特赦的目的是，如果總統認為某項司法定罪或判刑過於嚴厲或沒有正當理由，他有權取消定罪或削弱判刑的影響力。

總統特赦權為可能出現的司法不公提供了一個安全閥。美國法律承認，任何法律制度都需要給嚴厲的刑罰一個安全閥或例外保護，因為任何法律都有可能導致不公正的結果。給予總統特赦權，就是認識到人類實施的法律制度不完美，因此，以現實的態度認識到我們都是人，都會犯錯誤，而且有時達不到預期目標，這一點至關重要。在美國，聯邦憲法給予總統特赦各種罪犯的權力。特赦由總統單方面定奪，不但不能更改，就連國會和法庭也無權審查。

阿扁總統生病，經治療大幅改善，現正持續積極治療中，為了維護他的生存權、身體的完整、身心的健康等基本人權，以及台灣人民對總統尊嚴的尊重。

也為了讓阿扁總統有公平機會，自救平反受到的冤屈。在專業醫療上，我再度呼籲特赦陳總統。

(本文部分內容刊登於《民報》月刊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