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發生五十週年之後（文革只有發生之日，而無結束之期，説文革結束四十週年，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文革研究在中國仍是一個禁區。關於文革的許多檔案材料仍未解密，學者對文革的研究舉步維艱——研究計劃得不到大學和智庫的支持和立項，研究成果無法在學術刊物和大眾媒體上發表，更不可能面對學生講授這一題目。然而，仍然有一小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學者，一頭紮進文革研究領域，從事這一「投入」與「產出」根本不成正比的事業，上海學者李遜就是其中之一。她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返回中國，以十年時間撰寫完成上下兩大卷、長達一千六百頁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當然，這部巨著最終只能在香港出版。文革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宋永毅高度評價説，這本著作「代表了文革研究從概括性的全國史向細節性的地方史的發展。另一方面，它又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出發，對整個宏觀的文革做出了一些深度的理論思考。」
上海這個近代以來中國最西化的城市、資本主義的先鋒和冒險家的樂園，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卻成為極左意識形態的發源地。直到今天，資本主義捲土重來的上海，市民可以紙醉金迷、夜夜笙歌，官方和民間在意識形態上卻仍然「以左爲榮」——上海少有堅韌的異議人士和人權活動者，體制內傾向民主自由價值的學者也大都謹言慎行。這種吊詭的錯位，值得探究其緣由。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上海成爲文革的「發動機」，理解上海文革乃是理解全國文革的前提：一九六五年，作為文革導火線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在上海秘密完成的，毛澤東親自策划了這場上海對北京的「北伐」；而一九七六年，當北京發生政變、「四人幫」被抓之後，各地立即順服新中央，唯有上海的文革派領導人企圖利用民兵武裝反抗。是故，《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堪稱一把打開文革這個幽深隧道之門的鑰匙。
毛澤東始終是文革大戲的幕後導演
一九四九年之後，毛澤東長期居住在北京的中南海，那是明清兩朝皇帝的私家花園，這個選擇顯示毛雖無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但毛並不喜歡風沙撲面、暮氣沉沉的北京，更何況劉少奇、彭真控制的北京被其形容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在中國的城市當中，毛最喜歡的是上海，上海擁有人數最多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符合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亦能填補毛澤東這個利用農民革命奪權的土包子的自卑心理。而且，上海的領導人，從柯慶施到張春橋、王洪文，大都是對毛忠心耿耿且善於察言觀色的「自己人」。
毛澤東選擇上海作為發動文革的基地，每逢文革遇到阻礙或挑戰時，他首先想到在上海打開突破口。在這個意義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的第一主人公，不是在上海的驚濤駭浪中四處出擊的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而是毛澤東本人。若非毛的全力支持，張春橋好幾次差點被「炮打」得粉身碎骨，為了保住張春橋，毛澤東甚至不惜與副統帥林彪翻臉，引發其晚年最大的一場政治危機；若非毛的提拔，王洪文至多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裡面的頭頭之一，不可能一躍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若非毛的青睞，姚文元不過是上海宣傳系統中一名中層幹部，哪有機會成為權傾一時、一篇文字可活人亦可死人的政治局常委？在本書的每一個章節，在每一次不同派系的對決中，都隱隱約約可看到毛澤東躲藏在幕后的影子，有時毛甚至直接跳上前臺發號施令，瞬間改變上海乃至全國政治的混沌、膠著狀態。
毛牢牢地控制着上海文革和全國文革的節奏，毛只在乎自己的權力不受挑戰，而全然不顧他的異想天開給民眾帶來的深重災難。毛最惡劣的品質之一，是對人的生命缺乏珍惜和敬畏。比如，本書中提到一個小小的細節：毛談到武鬥時，對各地報上去的死亡人數不以為然：「各地報上武鬥情況，死傷多少，講得都很嚴重。武鬥有，但查下來都沒有那樣嚴重，好像過去虛報災情，好多領糧食一樣，好得到支持。」這一點跟史達林如出一轍：史達林在批示貝利亞呈送的處決反對派的文件時，人的生命早已化約爲幾個僵冷的數字。
上海和全國的造反派，並非「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派。他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卻不敢造毛澤東的反，所有的造反派都是以「造反」的方式向毛表示「效忠」。毛讓他們反對誰，他們便反對誰；即便後來遭到毛的無情拋棄，也只是自憐自艾罷了。除了極少數民間異端思想者（如林昭、顧準、楊曦光、王申酉、沈元等人）之外，文革期間并沒有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反毛的思潮和運動。那麽，造反派、紅衛兵和大部分民眾，為何如癡如狂地捲入文革呢？之前的研究中有過「受矇蔽說」、「領袖崇拜說」和「人性險惡說」等，本書則提出一種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誘惑」之說。作者指出，共產黨執政後，消滅了以財富為基準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兩個不平等的等級身份體系：以戶口、編制和工作單位所有製為歸屬的等級身份，即體制身份；以階級鬥爭理論劃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現為標準的等級身份，即政治身份。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資源。所有的資源都被壟斷，要享有這些資源，必須表現出對共產黨的高度忠誠。在古代中國，讀書人可以通過科舉考試改變身份和地位；在毛的中國，民眾只能通過參與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獲得難得的轉換等級身份的機會。因此，作者的結論是：「以革命的名義改變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夠發動起來如此眾多民眾的重要原因。『造反』口號之下，是與『造反』截然相反的『效忠』。『效忠』這個最俯首帖耳的卑微行為，卻在文革中以慷慨激昂的『造反』形象表現。這是文革的底色，更是文革的真諦。」
從臉譜化中還原的四人幫和造反派
我是一九七三年生，在我四五歲剛剛記事的時候，幼兒園老師給我們看的是官方媒體上《華主席粉碎四人幫》的漫畫。華主席自然是那個毛主席説「你辦事，我放心」的人，而四人幫的名字卻不太好記，「粉碎」更是一個孩子難以理解的動詞——是將他們放進菜場上那個製作肉餡的絞肉機中絞成肉醬嗎？
漫畫上的四人幫，個個是青面獠牙、牛頭馬面的妖孽，這是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凡是垮臺的官員，都會成為漫畫家肆意醜化的犧牲品。文革初期，被毛澤東和四人幫擊潰的官僚們紛紛進入那幅有名的《百丑圖》；如今，四人幫則體驗到命運輪迴、千夫所指的殘酷。當我識字之後，又讀到無數批判四人幫的文字，仿佛這四個人一生下來就是十惡不赦的壞東西。但我偏偏想問一個不該問的問題：既然他們那麼壞，為什麼英明偉大的毛主席要重用他們呢？瞠目結舌的小學老師惱羞成怒地打斷我的發問，放學後還向我爸爸告狀。
在本書中，作者在梳理上海文革的脈絡時，也爲讀者呈現出非臉譜化的四人幫的形象。作者并不否認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下屬們的歷史罪責，更不是要爲四人幫和造反派翻案，而是力圖挖掘更迫近歷史真相的事實與材料——一味將四人幫及上海造反派頭子們貶低爲不學無術、陰險惡毒的異類，並不能消除文革再度重演的危險。
作者訪談了若干上海文革時代紅極一時的人物，他們與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有較多近身接觸，他們回憶和講述的張、姚、王等人，跟官方在法庭上的判詞截然不同。雖然這些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溢美，但並非全然捏造。比如，他們都談到，張春橋生活簡樸，「總穿着一條藏青色舊呢褲，屁股上打着兩塊補釘也不以為意。」文革前過春節，徐景賢幾次和上海一些黨員老作家一起，到幾位市委書記家拜年，別的書記家多少有些擺設，有的墻上還挂着字畫之類，招待客人時總有些拿得出手的食品，唯獨張春橋家陳設簡單，且只有兩盤花生招待客人。就簡樸生活這一點而言，今天中共的高級幹部，哪一個能比得上張春橋呢？即便是善於表演的薄熙來也自歎不如。
姚文元也是如此。据張、姚的重要文膽朱永嘉等人回憶：姚文元寫文章一出手便可傷人，但現實生活中卻平易近人，寫作組的年輕人可以隨意跟他開玩笑。「姚生活隨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鋥亮，仍不換洗；書包裏吃剩的油條大餅可以放到發出異味，被人掏出，方才發覺；他理財馬虎，辦公室抽屜裏稿費和稿紙混在一起，幸虧同事發現，幫他清理出來；他會鄭重其事請人吃飯，但請吃的卻只是碗陽春麵。」這段出自當事人的描述，栩栩如生、繪聲繪色，姚雖然是毛的金箍棒，但還保有幾分書生氣。
而王洪文之所以在一群工人造反派領袖中脫穎而出，受毛的器重、受下屬的愛戴，也一定有其過人之處。比如，一次在機關事務管理局所屬飯店吃飯，工作人員在一旁站着，王洪文要大家都坐下，工作人員説不行，這是規矩，王洪文説，大家都是父母生的，不要有那麼多規矩。好幾位王當年的下屬都説：「王洪文關心人，也善於用人，知道誰適合做什麽工作，所以大家願意跟着他。」但是，王被提拔到中央工作之後，根本不知道上層宮廷鬥爭步步驚心的險惡。當時，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有時半夜三更也會打電話將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認為中央高幹都是這樣，吃吃喝喝是一種幹部待遇。殊不知，葉劍英借此營造出王洪文貪圖享樂的名聲，讓毛很快對其失去信心。面對身經百戰、精通厚黑學的葉劍英，初出茅廬的王洪文哪是其對手！
其他那些上海文革要角，如徐景賢、馬天水、王學珍、潘國平、朱永嘉等人，在書中都以相當的篇幅加以立體地呈現，或是本人的陳述，或是旁人的觀察，或是作者的思考與評論。這一點正符合中國史學中「知人論世」的傳統。
寫作組及余秋雨在上海文革中的份量
上海的文革力量大致分為兩大勢力：以王洪文爲核心的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派，以張春橋爲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關於造反派，過去學者有過很多研究，如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等；但對於寫作組，則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盲點和弱項。
二零零零年前後，當我發掘當時在文化界紅得發紫的余秋雨曾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要角的歷史，並質問説「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的時候，一般民眾相當震驚。由於大部分人對寫作組在文革中的份量和地位一無所知，使得爲余秋雨辯護的聲音甚囂塵上。人們説，那時候余秋雨年少無知，寫幾篇大批判文章算不得什麽，寫作組成員只是在書齋中舞文弄墨，畢竟不是在街頭打人、殺人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我當時所能考查到的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歷史資料有限，對於種種爲寫作組和余秋雨開脫的說法只能有限度地回應。而李遜在《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中，用十多個章節書寫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來龍去脈，以及寫作組在上海文革乃至全國文革中獨一無二的地位。這是我所看到的對寫作組最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首先，本書指出，寫作組這個非正式機構，起着已經停擺的市委辦公廳和宣傳部的部分作用，他們不受原有的官僚體系的控制，成為一個新的權力中心。其次，上海市委寫作組不但是張春橋的秘書班子，也應該是毛澤東的文人班子。跟其他省市的寫作組不同，上海市委寫作組具有「通天」的本領，以各種調查、資料匯編，爲毛澤東尋找和提供文革的理論和現實依據。他們所寫的文字，有些經過毛的修改，成為全國性的政策和政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在知識分子被一片打倒的氛圍中，他們卻能爲毛服務，並去管理其他知識分子，剿滅異己思索，統治思想界。」總而言之，寫作組炮製的大量文章，都是借古諷今，影射比附。「歷史成為打擊對手的政治武器，史學成為黨派的宣傳工具。這是毛澤東五十年代提倡的『古為今用』的延伸。許多文章寫得霸氣，強詞奪理，是體現寫作組文化霸權主義的最典型標本。」
余秋雨在寫作組中的地位，絕不是他輕描淡寫地陳述的那樣，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緣人物。本書指出，余秋雨是文藝組的五名核心成員之一，在《學習與批判》、《朝霞》等寫作組的重要刊物上發表了若干重頭文章。比如，《學習與批判》雜誌從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一共出刊三十八期，最高發行量高達九十六万份。「雜誌的重要文章基本都是朱永嘉出原則和題目，可以説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的窗口，或者説是寫作組的同仁刊物。」其中，「絕多大多數文章都以筆名發表，用真名的有余秋雨等少數幾人，一方面因為朱永嘉很賞識余秋雨的文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文章都是自己完成，不用別人參與修改。」顯然，余秋雨在寫作組中並非懵懵懂懂的「無知少年」，他是張春橋的文膽（朱永嘉）的文膽，若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抓，若再有十年時間，余秋雨未必不會成為張春橋或姚文元的接班人。
當習近平企圖在中國上演新式文革之際，《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無疑是鏡鑒和警鐘。唯有這樣的著作在中國可以公開出版和傳播，成為中國當代史課程的必讀書目，才能根絕文革重演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