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政府執政八年時期，筆者因工作性質往返於政府部門與產經智庫之間，廣義來說是「保一大隊」（經濟成長率1%）的一員，現在蔡英文政府執政，保一大隊晉升為「保二大隊」（經濟成長率2%），台灣經濟增長數據因不顯著亮眼，汰換掉的產經首長不勝枚舉，猶記得某部長在卸任前，還在會議上開玩笑：要積極一點，期待保一大隊，變成攻二或攻三大隊！
二次世界大戰前，GDP還是個默默無聞的統計學概念，之所以後來在學術界及實務界受到廣泛的接受，是因為GDP與政府的政治目標有關，當政府的政治目標透過擴大產業發展及促進勞工就業機會而得以實現，也是擺脫經濟危機的法寶。不過，黛安‧柯爾（Diane Coyle）在「GDP的多情簡史」一書中，便開宗明義地說GDP興起是因為要騙取選票，GDP打從一開始就不是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或幸福指數。起初，GDP其實被拿來評估國家可以花多少錢打仗；後來，不論是戰爭支出、戰後收拾殘局，都會對GDP成長造成極大的貢獻，GDP被拿來算不打仗，可以省多少錢。嚴格來說，GDP其實不是故意忽視你我的幸福生活，而是一開始，幸不幸福這件事，就不在GDP的管轄範圍內。
衡量財政收治的工具成為一種政治信仰
GDP作為衡量一國財政收支的工具，而非被設計來衡量國民福祉，國人普遍陷入一個GDP成長的迷思及崇拜。GDP是一種資訊，作為社會中個人生產的加總，重點並非總量，與薪資、人民生活幸福之間並無絕對關係。尤其，GDP本身是一種會計帳，但其帳目複雜資料又難以精確。政府的財經部會可將GDP作為一種施政上的參考指標，而且認真調查、編制促使GDP盡量反映現實層面，供研究者及全民參考應用，切勿將GDP作為施政的唯一目標，枝微末節地追求GDP成長的政府。尤甚，對於GDP錯誤的觀點，會產生忽略現實層面的觀點，犯下統計學上所說的「第三類型錯誤」（正確的方法，解決錯誤的問題），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無論扁政府或馬政府，皆因過渡追求GDP，陷入高經濟成長率的迷思，最終還是被選民所用選票汰換。
GDP不僅是受政府委託而被計算出來，其結果反過來還會影響政府行為，政府根據GDP數據來治理國家，類似俄羅斯、中國等威權轉型國家都企圖利用GDP的政治正確，追求經濟成長擴大自身治理的合法性，經濟成長未必會帶來實質民主。國際經濟學家曾利用GDP的演算對奈及利亞下了一個評估：如果考慮行動電信和好萊塢電影之類繁榮產業的成長，2014年奈及利亞的GDP會一舉增加40％，奈國的經濟規模會直追南非。然而，奈及利亞或許不像英國或美國那麼富有，但在卻是奈及利亞GDP指標意義下的窮國，但奈及利亞卻是非洲最大的經濟體。然而黛安‧柯爾在此書中要告訴大家的是：GDP在廿世紀是很好的衡量工具，卻越來越不適合21世紀的經濟現況，因為21世紀的經濟火車頭是創新、服務與無形商品。
台灣與韓國的比較：以GDP論成敗太過粗糙
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除了2010年全球出現電子產品熱絡的曇花一現的榮景，往後數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大概維持1-3%之間，遠遜於同期間韓國的經濟成長率3-7%的表現。事實上，韓國內部雖然也現於反美vs親美、自由vs保守的政治爭執，卻能用更快的速度實現年均GDP三萬美金的水準，韓國經濟成長得力於產業轉型步伐成功，此點確實讓台灣產官學研望塵莫及，讓藍綠政客都不好意思再高喊拼經濟。然而，韓國的貧富差距和區域失衡卻不斷地拉大，地獄韓國社會的怒吼苦怕更甚於鬼島台灣。台灣不需要有嫉妒或羨慕韓國的心理作祟，以韓國為師更是不瞭解國情因素，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軸的型態業已確定，不可能回威權時期政府部門將經濟資源，集中在幾大財閥集團的發展道路。
過去，GDP用來評估國力；現在，GDP用來騙取選票。台灣GDP成長數據之所以落漆，背後其實反映出政府運用政策資源及財政手段去維持經濟成長的力道有限，此在已開發國家經濟體已成為普遍的現象，中等收入陷阱或中高等收入陷阱都是揮之不去的夢魘。經濟學界不乏有反思GDP的聲浪，因為GDP可以反映財政收支，卻很難衡量國民福祉。近年來，部分輿論直指台灣經濟成長相對於韓國的落後，但筆者實際走訪韓國會發現偶爾觀光消費還不錯，但可以體會韓國普羅大眾生活的艱難，殊不知地獄般的韓國中產階級的幸福指數，恐怕還不如鄉民所謂的鬼島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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