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一個人老到某一種程度，自然就會忘掉不少曾經熟悉的人、事、物。我八十六歲了，過去常用的熟字，卻忘了不少；好在語言比文字記得牢，要寫點東西，字典就放在身邊。人也一樣，一路來很難說上千，上百的一定跑不掉，可是還記得住的，可數的也沒幾個了；這並非完全以有無情感，或是物質上的利害關係，以及以時間的長短等等，使之深記。更奇的是，也不是下意識特別去記他。它自然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使他烙印在心。
陳永興這位朋友，我大他十六、七歲。我這一輩子，有福氣遇逢不少的貴人，牽引我的命運，陳永興竟然是其中少有的晚輩。他在就讀高雄醫學院的時候，以學生團體的名義邀我去演講，同時認識幾個具有理想的年輕朋友，讓我對當時臺灣的前途與局勢的沈悶，啟開了一線希望。在和他們交往的一段時間，參與他們的社會活動，增添了我難得的生活經驗，也豐富了我寫作題材與材料。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參加他們百達山地服務；說是山地，我們去的是平地人少有人知的「好茶」村。那裡有多遠我不清楚，從屏東的霧台，只有靠雙腳和開山刀，一路坎坷荒蕪變化無窮的山徑，我們連滾帶爬地走了六個小時。那時所謂的「好茶」，外人一踏進來，就覺得像是踏入仙境。一路來的疲憊，過不多久就被好茶整體部落和它的自然環境的美感迷醉了。難怪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把台灣山地魯凱族好茶部落的黑石板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區。那些黑石板是剖開的葉岩，顏色古雅，鋪蓋成屋頂的功能，因石板裡細密的空泡有如海棉的組織，與其他岩石相較，葉岩輕，易剖成片，中空的氣室是空氣。所以用來做屋頂的建材，外觀優雅，功用又能調溫；空氣在某程度上而言，它是絶緣體，細密的氣窒裡的空氣，能夠使屋子裡的氣溫隨著外頭氣溫改變；冬暖夏涼。對不起，一提到好茶，一興奮起來，就把陳永興拋到一邊。不過還是讓我告個段落。
記得我們在那裡待了五、六天，我們隊裡都是大學的知識青年，我除外。他們去教魯凱族原住民的生活衛生，教他們在這麼偏遠的貧困地方，小孩不宜生太多，要使用保險套。農作還是要像平地的方式，種雜糧蔬菜地瓜，要在地面刨出成股的菜畦之類的等等事項。所有的男女隊員都十分熱心服務，精神可嘉。我自個兒也有點沾光而陶醉。最後一晚，酋長的日語說得比北京話流暢，他找我閒聊，而他的話把我點醒之後，令我羞得無地自容，卻深深地學了一課。
酋長說：你知道我們魯凱族，在世界上只剩多少人口嗎？我們住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小孩子的夭折率非常高，我們如果不努力生小孩，小孩不夠死，那魯凱族就絶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他說得輕鬆；其實他談的是地球上，弱勢族類生存的投資報酬率，唯有如此才能衍生後代。聽了他的話，我一時覺得慚愧。
他又另舉個例，說我們同學教他們種地瓜的問題說：我知道平地把地刨成一股一股菜畦菜股，種出來的地瓜又大又容易收成。這技術我們不是不知道；第一我們用我們傳統，利用斜坡上燒耕，種出來的地瓜小，產量不多又不好採收。按照平地的種法，大致上可以有好的收成，可是我們這裡採取你們的做法，採收後發動全家把地瓜，從好茶挑擔到平地的內埔趕集時，先要走到霧台就要走三個小時，再由霧台搭拼裝鐵牛到三地門也要二十四公里，再由三地門挑擔到內埔去賣。結果所賣的錢，不夠我們一家人吃一碗冰和吃一頓飽。我們的利用山坡燒耕收成少，地瓜也小，但它已經夠我們養豬隻吃，也夠我們吃的了。我單舉酋長這兩則話，我就懷疑我們是來服務或來學習或是騷擾。當然我們是來服務，動機是一種理想，但是要達到服務的目標，如果對服務的對象，沒有充分的了解的話，所謂的服務恐怕成為自我滿足而已。經我𨍭述酋長的話之後，服務的團隊也得到難得的學習。
我再補充一點，經認識陳永興的關係，第一次走進好茶部落之後，意猶未盡，隔年在上霧台的拼裝車上，遇到休假回好茶的阿兵哥，隨他帶路再度拜訪好茶。這一趟的深入，我更深入了解所謂的結構性的暴力；台灣對外自認被殖民，甚至戰後又淪為經濟的再殖民。可是在台灣有數種族群，特別是原住民，是被台灣的平地人殖民。從整個台灣社會來看，原住民的生活、教育、醫療、經濟、工作、也包括政治等等條件，都比平地人差。這就是結構性的暴力使然；雖然一般人已經不再歧視原住民，還包括山地服務隊的年輕朋友在內，只要我們的生活上各種條件優於原住民，這樣的我們，自然就成為結構暴力的共犯。根據這樣的理念，我寫了一篇作品，叫做〈戰士，乾杯〉，探討歷年來我們所犯的過失。該文被列入高中的國文教材多年了。
陳永興他們為了替「百達山地服務團」募款，出版了兩本歌本組曲，第一本《山之組曲》的第一首歌詞就是我寫的：
〈鄉土〉
生在鄉土，長在鄉土，
鄉土怎麼叫人不愛？
花開在鄉土，果結在鄉土。
鄉土怎麼會不芬芳？
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希望，
盡在我們的鄉土上。
生在鄉土，長在鄉土，
鄉土怎麼叫人不愛！
花開在鄉土，果結在鄉土，
鄉土怎麼會不芬芳！
我跟永興的關係，雖然大家分頭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拼自己的專長和理想，連繫雖不怎麼經常，可是不曾斷過。後來他來到羅東頗有盛名的聖母醫院當院長。有一天他給我打來電話說：醫院𥚃有一位癌症末期住在安寧病房的患者，想要跟我見個面，不知可否？
天哪！他不是親，又不是戚，也不是相識的友人，為何在臨終前想見我一面？我人在台北，接到電話後，放下手上的工作，即刻開車衝到醫院。這位住院在安寧病房的先生叫官儀福，四十九歲，是個木匠。他當兵的時候士官長替他介紹過我的小說；我的小說不多，他幾乎都看了。為了表明他看過我的小說，我們一見面，他就用台語說：黃先生，你真久沒寫小說了。你的小說我都讀過了。鑼裡面的憨欽仔、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兒子的大玩偶的坤樹⋯⋯。做為一個作者，被一個住在安寧病房的讀者握住手，一一敘說我作品中小說人物的名字。我的涙水淌下來了。我說：
「好！我回去就寫。你多保重，等著看。」
「我？來不及了，⋯」
最後我謝了他，離開病房，到陳永興的小辦公室時才激動起來。我告訴永興，說這次能成為一個臨走前的人的願望，指定要跟我見最後的一次面，這對我個人來說，意義非常重大，比我得到各種獎，什麼總統獎都重大。經這次讀者儀福先生的鼓勵，接下來我終於完成了老人系列短篇集《放生》。
陳永興院長接著替羅東聖母醫院籌建老人醫療大樓，須募款；有錢捐錢，或是捐出名畫，其他珍品之類義賣。錢，我沒有，珍品？我剛好有一支萬寶隆的鋼筆，上面刻有「李登輝總統 贈」，有了這幾個字當然就是珍品。我好不容易說服了家人，就將此珍品捐贈給聖母醫院義賣。
有趣的是這枝筆，竟然產生小小戲劇性的競標。競標者，一個女名嘴，和一位羅東中學游姓校友。當此筆競標到十萬元新台幣時，游姓校跑去跟競標者和主持人，說明了一番話說：他說他是替羅東中學前校長吳祖型先生代標的，他老人家在美國。過去黃春明被羅東中學退學之後，據說黃春明接下去轉到頭城中學，又被退學。家裡也難待了，只好離家出走上台北打工。後來竟然考上台北師範，讀了一年，又被退學轉到台南師範，最後再轉到屏東師範。每次的校友會，吳校長都會問及黃春明的近況，而自責當時對他的處置，感到抱憾。這次想標到黄春明捐贈的龬筆，表示內心的一點什麼。競標者了解這情形之後，就把筆留給吳校長了。其實，學生觸犯校規，重者的如必須開除或是退學的，都是經過校務會議通過的，吳校長何責之有？
話說2014年的9月，我身體十分消瘦，平時好動的我體力不濟，家人安排我在台北看醫生。我們預定9月25日帶我的黃大魚兒童團，應邀去金門演出。結果當天早上病得無法起床搭機，後由工作室製作人李小姐帶隊前往。家人要帶我在台北就近的醫院急診，我堅持回羅東聖母醫院。到達後經陳永興院長的安排檢查，醫院發現我罹患嚴重的癌症，他建議我趕緊到台北關渡和信癌症中心醫院治療。結果經過和信醫院六次化療後，總算撿回一條老命。體重增加了，頭髮也長出來了。
撿回一命，老態曝現，力不從心，想在此段人生，重新舉步往前，都感到艱難。我問時間：我還有多少時間？時間說：你還有多少時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還能做什麼？於是乎，我肚子𥚃尚有幾篇小說腹稿。我量力而為，走一步算一步；我去年十月間出了一本創作，《跟著寶貝兒子走》。今年三月又寫就了一本，《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我一生中獲得的一些見聞與學習，病危時撿回一命，讓我將沒有完成的腹稿，一篇一篇清倉出書。就由此幾點，可見永興對我的意義是何等的重大。借此他的傳記出書，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厚著臉皮說一點自己，無禮之處，請讀者和永興多多包涵。
本文為《我的人生交響曲〜陳永興七十自述》一書推薦序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