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這個人，對台灣來說應該不陌生，1972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時，為尼克森總統執行穿梭外交，突破冷戰格局，促成尼克森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該公報明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認知中國主張「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提出異議，無視於台灣人的觀點。其後季辛吉升任國務卿，被視為「中國的老朋友」。尼克森連任後因水門案下台，由副總統福特繼任，季辛吉仍備受重用，職務並未更動，頻繁訪問中國，見過歷任中國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等。特別是當中美關係呈現緊張時刻，如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雖已卸任，仍常被中國領導人召見傳話，化解雙方岐見。
前年中國出版季辛吉《論中國》一書中文翻譯版（北京中信出版集團公司，2012年），該書從傳統中國天朝制度說起，到鴉片戰爭接受屈辱條約，融入世界體系，成為世界上眾多國家的一國。又歷經百年大權旁落，內憂外患，直到毛澤東建立共產中國，「中國人站起來了」，開啟一個新時代。該書重點放在中、美關係發展上面。書的後記最後一段話「當年周恩來總理和我就宣布秘密訪華的公報達成一致時曾說：“這將震撼世界”40年後，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將是何等大的成就啊！」這是全書主要立論及畫龍點睛所在。季辛吉最在意的是，中美關係能從危機管理轉向確定共同目標，從解決戰略爭議轉向避免戰略分歧，成為真誠的伙伴關係和以合作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問題是儘管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再三宣示不稱霸，江澤民也勸說美國不要把中國當成潛在威脅或競爭對手，胡錦濤於2011年訪美時同意就朝鮮等問題開展對話，也試圖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人民幣匯率、對南海航行自由定義不同的看法。但中國卻持續對釣魚台、南海擴張勢力範圍，美國恐怕不會視而不見、無所作為。
由於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核心價值的分歧。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特別是「方勵之滯留美國使館事件」，造成中美關係緊張，中國領導人提出“一攬子”方案，把釋放方勵之與取消美國制裁相掛勾。美國政府則希望把方勵之問題作為一個單獨的人道主義問題加以解決。中國領導人主張獨立自主，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向國外傳播意識形態，拒絕美國人關於西方自由民主已全面勝利的預言。而美國堅持通過施壓和激勵來實現價值觀的普世性，認為民主國家在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而專制國家傾向於暴力和國際恐怖主義，因而促進政權更迭認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動，不是干涉他國內政。在每年審核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國會就提修正案規定，給予最惠國待遇是以該國是否有移民自由為前提條件的，貿易特權應當取決於中國是否逐漸接受美國的人權和政治自由觀念。1993年美國總統柯林頓上台後，把擴展民主確定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然而在北京看來，美國的壓力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附和，是以十九世紀殖民主義者的手段干涉中國內政、弱化中國的陰謀。當時中國總理李鵬就表示人權概念包括傳統、道德和哲學價值觀，這在中國與西方是不同的，國家主席江澤民也敦促雙方讓意識形態互相依賴，認為西方最好放棄過去對待共產黨國家的態度，不再以天真、簡單的方式看待共產主義，有意以「北京模式」與「華盛頓模式」互別苗頭。只要人權依然是中美對話的主要議題，僵局便不可避免。
另一個可能造成中美衝突的因素是所謂「台灣問題」，在季辛吉中美戰略合作意圖中，台灣只是一顆隨時可以被犧牲的棋子，但這並非美國官方或國會總體意志。台灣所以被蔣介石政府殖民統治，有一段季辛吉未曾明說美國「默許」的歷史。二次大戰日本向盟軍投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命令台灣日軍向盟軍代表中國戰區蔣介石元帥投降，由其指派陳儀來台受降。對日和約未簽訂前，蔣介石政府即宣稱依據＜開羅宣言＞，台灣已歸還中華民國，強制將台灣納入領土範圍。不久國共內戰重起，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馬歇爾至中國協調無成，國民黨的軍事形勢如江河日下。最後蔣介石敗北選擇以軍事占領台灣，重建被中共推翻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1951年＜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台灣、澎湖主權，未明定歸屬任何國家。
季辛吉提到「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大陸，撤退到台灣島。和國民黨一同撤走的還有它的軍隊、政界人士和象徵國家政權的一些物件。國民黨人宣布中華民國定都台北，稱他們會積蓄力量，終有一天會重返大陸，並保持了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再次走向統一，共產黨執掌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在二戰結束後的中國內戰中，美國選擇支持蔣介石。日本剛投降，美國即搶在共產黨軍隊前面，把國民黨軍隊運送到中國北方的重要戰略城市。然而，毛澤東的最後勝利，證明了美國對華戰略失策，華盛頓痛心疾首，隨即展開了一場關於「誰丟掉了中國」的大辯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介入其中，杜魯門總統把美國第七艦隊派往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防止中國政府解放台灣。毛澤東建立新政府後，一邊倒向蘇聯，與蘇聯簽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是新中國意識形態的盟友，中國需要蘇聯作為戰略伙伴制衡美國，從此開啟冷戰格局。
至於中國與台灣現實處境，季辛吉清楚表示：「北京和台灣（按：指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各執一詞，都堅持自己代表中國。國民黨認為，台灣不是獨立國家，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暫居地。國民黨的宣傳言論一貫堅持，雖然共產黨暫時占據大陸，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定會反攻大陸恢復正統。而在北京看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由被推翻的國民黨占據，它與大陸分離以及與外國勢力結盟是中國“百年恥辱”的最後污點。雙方都同意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政治實體，分歧在於哪個政府才是合法的執政者。」、「美國及其同盟時不時地提出承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兩個國家的主張即所謂的“兩個中國”，但雙方政府都堅決反對過這一提議，說這會阻礙它們實現解放對方的神聖使命。」台灣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殖民統治下，真正台灣人的聲音，季辛吉既不關心也視為無足輕重。
季辛吉在後記以「克勞備忘錄：歷史會重演嗎？」為題，舉出一些評論家，包括中國的評論家，重新研究了二十世紀英德兩國對抗的史例，並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的預兆。兩者的確有戰略相似性。從表面上看，中國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復興的大陸大國；而美國如同英國，是一個與這個大陸有著深厚政治經濟關係的海洋大國。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曾比任何一個鄰國都要強大得多，但那些鄰國若是聯合起來，就有可能威脅、也確實威脅過帝國的安全。如同十九世紀德國的統一一樣，所有這些鄰國的謀略必然受到中國這個強大統一國家復興的影響。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樣一個體系演變成了以平衡的相互威脅為基礎的均勢。無論中國的意圖如何，克勞學派會認為中國的成功“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地位無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只不過是讓中國有積累實力的空間，最終必將釀成危機。
美國人的辯論對克勞的均勢理論增添了意識形態挑戰，新保守主義者及其他激進分子認為，民主體制是互信關係的前提；非民主社會在本質上市危險的，傾向於使用武力。因此，美國必須發揮最大影響或壓力，在沒有民主的地方締造更加多元的體制，尤其是在能夠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這些理論認為，與非民主社會打交道，政權更迭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與中國和平相處不是一個戰略問題，而是改變中國治理方式的問題。季辛吉為中國利益計算，自然不期望這種事態發生。他認為只要美國政策能防止這種局面，就絕對不能讓它在美中關係中出現。當然，如果中國的政策堅持按照《克勞備忘錄》的規則行事，美國必將予以抵制，這將是一個不幸的結局。
季辛吉《論中國》最後一章以＜新千年＞為題，論述中國和美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上台主政：中國的胡錦濤與溫家寶“第四代領導人”，美國的布希與歐巴馬總統，象徵著新的雙邊關係的開始。他認為雖然在國內治理等問題上，雙方的目標並不相容，但雙方依然在足夠多的領域找到了利益契合點，培養出越來越深的伙伴關係意識。當然，在經濟問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張、朝鮮問題，中美觀點仍有分歧，但季辛吉引用中國領導人及其智囊為之辯解，說明中國將“和平崛起”改成正式官方用語“和平發展”，反映了一種更有分寸的姿態，順應趨勢，避免公開衝突。他對毛澤東時代兩次台海軍事戰爭與江澤民時代兩次對台灣海峽飛彈射擊，均盡量克制，避免攻擊美國造成正面衝突，三復斯言。他舉一位在中國知名政策人士鄭必堅文章，強調「中國不走“一戰”時的德國和“二戰”時的德國、日本依靠暴力掠奪資源、爭奪霸權的老路。中國也不走冷戰中大國爭奪主導權的道路。」其實，真正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不是「台灣問題」，而是中國霸權與專制思維。季辛吉附和「台灣是中國一部分」言論，處處討好中國。無視於中國對台灣虎視眈眈，不放棄使用武力，從未有片言隻字譴責。如今習近平、李克強體制的中國，一再對外宣稱台灣領土主權屬於中國的不實謠言，台灣人閱讀《論中國》一書，應提高警覺，切勿掉以輕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