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呼萬喚下，終於盼得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林文映的堂皇大著《香港客家考》的出版。在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當下，本書的出版可稱適時，從被掩蓋在廣東話乃至於英語和普通話之下的香港底層客家文化脈絡中，考掘和重新認識香港人自己的歷史，從而思考香港的命運，堅信香港人對自己的未來選擇和決定的權利。
林文映出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梅州市梅縣縣城，家族曾在印度尼西亞發展，因當地排華而返回中國，她在梅州中學時代隨家人移居香港。她對於客家與中國的濃郁感情中帶著流離的家族生命記憶基因，因而像眷戀和渴盼母愛般地虔敬與堅定不移。但林文映又因著她身為女性和詩人敏銳和細緻體貼的心思，她在新故鄉香港的土地上覺知到了客家的鄉愁，先輩香港老客家人在自己土地上迷路的靈魂，在聲聲召喚著這位新客家人為他們尋路，找回他們曾經在此生存奮鬥的痕跡，也找回他們與子孫之間幾乎被遺忘和斷絕的文化聯繫。林文映多年利用閒暇時間，探訪新界的客家圍村，也在香港市區進行客家調查，通過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和香港嘉應商會的人脈，她又得以結識許多香港客家鄉親，進而得深入香港客家人的心靈世界，由是，她點點滴滴在不經意中留下的龐大手稿，鐫刻成《香港客家考》這一本香港客家人的心影錄。
用林文映的話說，香港本是客家人的「植民地」。清朝為了對付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的海上勢力，清世祖先是於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頒布〈禁海令〉，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復依南明降將黃梧之議，強令中國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五省居民內遷五十里，清聖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再下令內遷三十里。原屬新安縣的香港地區乃因之而淨空。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朝平定臺灣，隔年依福建總督姚啟聖之請頒布〈復界令〉，才廢除海禁。為了移民實邊，清朝乃致力於招民開墾廣東沿海軍田，原居梅州、潮州、惠州地區的客家人遂走出山區，進入珠江三角洲，新安縣屬的今深圳市龍崗地區是客家移民的聚居地，新安縣屬的今香港新界和九龍，與中國大陸陸地相接，也就逐漸地建立起一座座數量多達四百餘的客家圍村，部份則進一步遷入香港島。這就是今日香港原居民的起源。據估計約有十五萬客家人移入。當然，與香港鄰近的廣州府各縣移民，也成為香港原居民的另一個重要組成。
香港正是客家意識的重要起源地。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依〈南京條約〉永久割讓新安縣所屬之香港予英國，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割讓之後，由於英國的銳意經營，經濟地位上升，後來居上超越廣州，許多廣東人紛紛就近移民香港島和九龍市區，使廣東話逐漸成為香港市區的通行語言。由於廣東人的湧入，客家人感到生活空間的緊張，族群分類意識逐漸明顯。另一方面，瑞士基督教差會巴色會（Basel Mission）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到香港發展，針對當地傳道需要，該會瑞典宣教師韓文山（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編寫出第一本客家語拼音字典手稿，乃奠定了客家教會的基礎，四年後他即在上環掘斷龍成立了客家聖會。而隨著基督教巴色會客家傳道的步履向各地客家擴散，操持客家語的族群也隨之被辨識出來。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由廣西省客家人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戰火向廣東省延燒，而竟在清文宗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引發兩廣地區客家人與廣東人間綿延咸豐與同治兩朝長達十三年的土客大械鬥，雙方死傷人數高達數十萬人。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在這一事件中更進一步被激發出來。土客之爭在械鬥結束後並未消弭，而是轉化為族群分類意識，客家人因不滿廣東人的歧視言論，於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乃有粵東梅州客家知識份子如黃遵憲、丘逢甲、溫仲和、鍾用龢等人登高一呼，發起組織客家源流研究會，這是客家人建構客家認同的重要起點。民國九年，為抗議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指客家為野蠻部落，北京、上海、廣州各地有客屬大同會之組織成立，而在廣州大同會的聯絡下，旅港客屬代表大會於次年召開，以「崇正黜邪」為宗旨，成立旅港崇正工商總會，選出前清客家翰林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賴際熙為會長。賴際熙高舉客家旗幟，力倡中原正統論，主持廣東省《赤溪縣志》和《增城縣志》的修訂，記錄了清末土客大械鬥的歷史，後又參與了《廣東通志稿》的編纂，承認客家之地位而給予專門之論述，民國十四年出版《崇正同人系譜》十五卷，詳述客家之源流、語言、禮俗、文化，從此奠定了客家學的基礎，民國二十二年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則以民族學方法，在史料和家譜的基礎上建構出客家研究的問題意識，民國三十一年羅香林出版《國父家世源流考》，論證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為客家人，三十八年，羅香林避秦移居香港，在香港崇正總會的支持下，客家正統論乃得以發揚光大。
林文映所持的客家源流論，就是香港賴際熙、羅香林一系的正統論，映射出客家人在廣東主流社會和香港殖民地社會的處境下客家意識長期演化的結果。古典的客家正統論正受到當代客家學界的挑戰，後來居上的研究觀點，特別是臺灣客家語言學家羅肇錦比較研究的成果，認為客家與彝、瑤、畲族等族語言、風俗、文化、血緣同源，是漢化的華南山地民族，「客」的本音是「哈」，原意是「山地」，是漢語音譯的借用字，寓意非我族類，「客家」此一他稱，係經由客家意識的散播，而終於成為使用客家語群體的自稱。然而客家正統論也不能說是無中生有，歷代六次大規模的戰亂後落戶南方山區的漢人未必都成為客家人，可是他們強勢優越的文化力量，必然對南方土著民族產生同化的作用，這些流亡的漢人群體，也就而成為南方民族文化想像中的祖先。客家人堅信自身是中原衣冠，這就是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和文化精神，客家人作為中華文化的孺慕者和守護者，這就是客家文化。
林文映也認同長期作為客家象徵的孫中山，〈孫中山功勞在夏禹之上〉一文可見得林文映的用心與認真。孫中山在臺灣也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臺灣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的精神象徵，還我母語運動促成臺灣客家文化復興，最終中華民國政府以成立客家委員會來主管客家事務。然而孫中山的客家連帶，卻也在當代的客家研究中遭到徹底的顛覆。原來羅香林將廣東省紫金縣的孫璉昌誤認為香山縣的孫連昌，孫璉昌是唐代封地虔州即江西省寧都縣的東平侯孫誗的後代，清初康熙時由紫金移居增城縣，不知去向，羅香林推測他就是香山縣的孫連昌，所以認定孫中山是客家人。但孫連昌的父親孫瑞英就躺在他身邊，他們世居香山，先祖遷自東莞，遠祖可溯自北宋神宗朝的知樞密院事孫固，是道道地地的廣東省廣州府人，講的是廣東話。但無論孫中山是不是客家人，林文映收錄書中的〈孫中山在梅州松口〉一文，記述了粵東客家人對於國民革命救國事業的熱烈擁護，對孫中山的真誠支持，讀之令人感動。粵東客家人的現代意識，早受丘逢甲四處講學的啟蒙，因此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早有較大比例的認識和接受度。
香港因為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政治穩定，經濟富庶，因而成為包括客家人在內的中國大陸人民基於經濟或政治理由就近移居棲身之所。中日戰爭，首先湧入包括客家人在內的中國大陸難民，中華民國敗亡之際，又有一批客家文武官員遺老難民敗軍躲入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至一九九零年代實現改革開放期間，更有將近六、七十萬的難民逃抵香港。而一九六五年印尼排華暴動，亦有一批南洋客家人投奔香港，這些香港的新客家人，為數眾多，人才輩出，對香港的經濟繁榮做出重大貢獻。香港新客家人因為懷抱去國懷鄉之思，對於客家與中華文化的倡導，可謂不遺餘力，當中如客家學大師羅香林，即以其客家研究著作，在香港客屬社團的推廣下，對於全球客家認同意識發生深遠的影響。民國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香港崇正總會為慶祝成立五十周年金禧慶典，邀請了世界五大洲各地客家五十個社團代表齊聚香港九龍，召開了第一屆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民國六十二年在臺灣臺北市召開的世界客屬第二屆懇親大會，通過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臺北市籌設世界客屬總會，以便推動客屬團結工作。寓居香港的前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林翼中、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黃石華等，都可以說是香港與世界客屬運動的推手。如果吾人同意香港是客家族群意識的發生地，那麼香港客家研究在客家研究中的地位，就非常地重要了。
林文映2016年5月10日於新竹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演講。圖／本文作者提供
本書是林文映有關香港客家主題寫作的文論合輯。林文映關心的面向甚廣，由全書幾個主題可知，如：《中國客家》、《世界客家懇親大會》、《香港客家村落》、《香港客家名人》、《香港客家學術》、《香港客家活動》、《客家婦女》；《客家藝術》、《客家飲食》、《香港嘉應客家商情》等，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她筆下的香港客家村落和香港客家人。她筆下娓娓道來香港客家村如吳家村、崇正新村、大欖涌，客家民居如荃灣三棟屋、沙田曾氏大屋、元朗潘氏蔭華廬等故事，都是珍貴的第一手田野調查資料，我們被她的文字吸引，彷若置身其間，與當地客家鄉親共話家常，細說天寶遺事。許多中國近代史中的客家人物，為了遠避戰禍，藏身於香港客家村落，卻也發揮了他們的長才，參與了在香港新故鄉的社會活動和公共建設。林文映更將視野拓展到海外客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印度，也許只是短暫旅行中的驚鴻一瞥，她卻仍能以精準老練的觀察和筆觸，為我們刻畫出當地客家人的生活百態。
林文映還寫與香港有關的客家名人，如避秦香港從事世界客屬運動的國軍名將張發奎、在香港寫作《資政新編》的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清末客家運動領袖前臺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和前出使日本大臣客家詩宗黃遵憲在香港寫的詩歌，大實業家前南洋宣撫使張弼士在香港的事業經營，萬信和藥房、裕昌遠洋航運公司、廣福遠洋輪船公司，在香港大學捐資成立的張弼士獎學金，以及亞洲足球王前國家總教練李惠堂的詩集《魯衛吟草》，此外她還寫香港客家學術人物，如賴際熙、羅香林、曾敏之與黃石華，香港藝術界的客家人物，如影劇流行音樂表演工作者曾志偉、張國榮，畫家林風眠，以及與她從遊的香港客家實業家和傑出女性。無論他們是以香港作為人生舞臺或一幕場景，都為香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特殊角色，作出了歷史的見證。而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林文映如何地對人永遠充滿興趣和善意，她對人的智慧、勇氣和感情的力量滿懷敬意，看到了人改變世界的無窮潛力。或者可以這麼說吧，她相信是客家人團結和勤奮的族群性格和敬天法祖明羞知恥的文化傳統，對客家人個人恆久的鼓舞和促動，才能創造出客家人堅韌的生命力及其成就。
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大暴動後，香港殖民政府展開以廣東話為統一語言的香港化政策，取消電臺客家語節目，限制以廣東話為公共與教學中文用語，這一政策對香港客家文化的傳承傷害極大。而今香港既已回歸中國三十年，能否對於作為香港本土重要成分的客家給予重視和進行文化復振，例如恢復客家語母語教學、製播客家語公共電視廣播節目，和對於香港客家文化進行調查整理和搶救保存，或者縱使做出努力而是否能夠收其效果，而不是徒勞無功，我們都不得不對這一切表示悲觀。不知道臺灣的經驗對於香港是否能夠提供借鑒，這是我作為一個臺灣讀者在拜讀林文映大作之後，所留下的巨大疑問。
二零一七年第二十九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將由香港客屬總會接辦，本書應運而生，我相信，這必將是屆時世界各地客家菁英走訪香港客家的最佳導覽書。
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時
於臺北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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