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離開台灣二十三年後回台參加醫學教育行列，第一次接觸到「醫療與語言」這議題是在2004年參加高雄醫學院舉辦的「醫學台語學術研討會」，受邀以「醫療溝通與語言使用的重要性」為題做了一場演講。
我提到在醫療溝通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態度上要讓對方感受到信任、尊重，而語言的使用就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我認為，醫生與病人的溝通與一般人際之間的不同，在於醫病間存在醫學知識的鴻溝、病人有時需要告訴醫生不為人知的隱私、醫療上又常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有時還會面臨病痛生死的緊張時刻，以及醫病之間醫學理念的差異（西醫、中醫、民俗療法）等等因素，如果這時再加上醫病之間語言溝通的隔閡，更使病人看病難上加難。我也坦承自己1975 年初到美國時，因為本身語言能力不足而遭遇到種種醫病溝通的挫折，我深深體會到，如果醫生聽不懂病人所說的話或病人不瞭解醫生所說的話，都會嚴重影響到醫療品質。因此用病人的母語看病是非常重要的原則。
高雄醫學院創院院長杜聰明博士雖然本身精通中文、日文、英文、德文多種語言，但他在1954年創校時，就要求醫學生必修「醫學台語」這門課，唯有如此才能瞭解病人的問題，才能作個好醫生，這是非常有創意有遠見的想法。
不久過後，我也在自由時報就這議題寫道：「台灣目前通用的語言相當多元，包括大部分的台灣人（河洛人）所說的台灣話（河洛話）、客家人所說的客家話、各不同原住民族群所說的各族原住民語，『新臺灣人』所說的『國語』（北京話）以及當年隨政府遷台的來自大陸各地區人士所說的各地方言。如果醫者能具有不只一種語言的能力，而可以在短時間內就與病人找到彼此可以流利溝通的語言，則探問病史、執行身體診察，以及正確記載病歷的基本條件才有可能達到，而醫病關係也才有可能趨於完美。我誠懇地呼籲：大家不要泛政治化地排斥醫學院推動醫學台語的教學，如有可能，客家話或原住民話也都能列入選修，充分讓醫學生有能力應付台灣本土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台灣的病人都能夠用自己的母語看病，而不必在病痛加身之際，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能聽懂醫生所講的話，或擔心醫生是否聽懂自己所講的話。」
然而這幾年來我到各醫學院參加臨床教學，仍經常看到年輕的醫學生因為台語的生疏，導致醫病溝通的困難而深感遺憾。
過去我在教學回診時，常會先問病人：「哪一種語言你比較方便呢？」而我最常得到的回應是：「國語或台語都可以。」然而當病人或家屬說到情緒激動或深怕我們誤會時，有些人就很自然地改用台語，而當我改以台語回應時，也看得出他們舒了一口氣，開始以他們熟悉的台語，從容道出內心的話。這時我都會後悔自己當初早就該使用台語溝通了。我深深感到雖然政府大力推動國語多年，但不少的台灣人，尤其是來自中南部偏鄉的年長病人或家屬，還是台語比較容易表達，也感覺比較親切。但他們深怕使用台語會被人誤以為教育程度較低落，以至於勉強選擇對他們比較困難的國語。
這幾年來，我已不再徵詢「哪一種語言」，而一開始就先用台語與病人交談，如果病人以流利的台語回答時，我們就繼續以台語交談，偶而碰到我自己不曉得用台語如何表達的醫藥名詞時，我才摻雜幾句國語。如果病人對我開始的台語問話以國語回答時，我就很自然地改用國語交談，這樣的用心事實上有時也引起醫學生的好奇，而我也會主動與他們討論，千萬不要誤以為使用台語都是政治立場作祟，身為醫學生需要體諒母語不是當前「優勢語言」的病人看病時可能遭遇的困難。
記得有一次在台大醫院教學回診時，我不知道當天參加的學生有一位美國醫學院唸書的華人第二代醫學生回台作短期實習。當我們離開病房之後，他問我為什麼選擇用他聽不懂的台語與病人交談，經過我的說明後，他非常真誠地向我道歉，說他不應該在醫病溝通時，以自己為中心，而對病人的語言能力缺乏敏感度。這也給了當天在場的台灣醫學生上了一堂非常有意義的課。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回國第二年隨慈濟醫學院醫療團隊到福建同安地區義診時，幾個老太婆聽我們用「河洛話」詢問病史時，很興奮地互相稱道：「這些醫師說的是與我們一樣的話！」那種病人發現外來的醫師講的是與自己一樣的「鄉音」，而感受到親切、放心，不正是醫生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嗎？
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台灣的病人在自己的家鄉看病時，可以放心使用自己的母語，不必在病痛加身之際，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能聽懂醫生所講的話，或醫生能否聽懂自己所講的話。我也誠懇地呼籲各醫學院繼續重視「醫學台語」的推動，讓我們都能使用病人的母語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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