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年代的言論獄中，有少數相當突出而重要。他們不是批評政府，而是提出建言；這些建言或前瞻，或深刻，都能切中體制之弊，其實是研究台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資料。其中雷震的《自由中國》、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白雅燦的競選傳單（蔣經國二十九問）都是著名案例。然而更早之前，卻有一件提出相當宏觀、獨特的政治藍圖，但少為人知的「叛亂案」：巫義德案。
特立獨行，罷免市長遭點油作記號
「巫義德」和「武義德」是兩個人。武義德（阿里山樂野村長）是原住民，涉高一生案，被判無期徒刑；巫義德則是漢人，算是一個特立獨行者。戒嚴年代，特立獨行具有高度風險，如果再提出體制外的大企畫，那麼能全其身命，算是幸運。
巫義德，高雄人，1924年生。出身日本大學，擔任海軍二級判任官，算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很早就以無黨籍身分進入中華民國體制，1951年以高雄市議員身分，參加第一屆台灣省臨時省議員選舉，和郭國基、何傳（永豐餘創辦人）等七名議員角逐高雄市的二席（當時還是間接選舉，由縣市議員選出省議員）。他將學歷填為「幼稚園畢業」，經歷填為「傭工、工役」；在演講時，說自己參選是為了倡導，想證明民主政治的選舉，並非官僚、士紳、有錢者的獨享權利。如果此說出自本懷（而非造勢宣傳），那只能說他很天真。
這次選舉，巫義德落選。1954年再度出馬，角逐第二屆臨時省議員選舉，籤號都抽好了，卻於公告前夕放棄競選，聲稱祖母病故，無暇拜票，決定「移忠盡孝」。之後，在政壇沉潛多年，卻於1959年大動作出擊：發動罷免施政有爭議的高雄市長陳武璋。當時罷免程序，是先取得選區千分之一公民的提議，報請主管機關（省民政廳）備查；再取得選區五分之一公民的連署，才能成立罷免案，展開罷免活動。
不過戒嚴時代，「罷免」要看對象，如果對象是國民黨籍、縣市長級以上，即使第一步（千分之一公民提議）也不會讓你跨過。按照法令，只要有169人提議，即可報請民政廳備查。巫義德已取得312人提議名單，但在黨政運作下（陳武璋是國民黨籍），竟有174人撤銷提議，使提議因人數不足而流產。不過陳武璋也付出代價，退出隔年市長選舉（國民黨改提名陳啟川），巫義德則被點油作記號。如果他稍有政治警覺，應該低調再低調，然而他卻逆勢操作，將抗爭一下子拉高到國家層次，終於在隔年（1960）讓自己墜入深淵。
〈六大原則〉：解決台灣憲政危機的提案
這牽涉到1960年重大的政治變化。當年二、三月召開第一屆第三次國民大會，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對總統、副總統的連任限制。照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只能做到第二任期滿（1960）；但修了臨時條款後，老蔣可以「吳三連」、「于右任」、「趙麗蓮」，一直做到老死（吳子胥）。由「萬年老賊」選出「萬年總統」，對憲政體制是極大的破壞。雷震的《自由中國》大聲疾呼，連篇反對，卻如蚊子叮鱷魚，無法阻止這場毀憲的遊戲。
巫義德也是憂心忡忡。不知出於何種考量，他著手擬訂〈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六大原則〉（這裡的中國，筆者綜合研判，是指台灣）。扼要整理如下：
1.中國境內所有政黨，各自推派代表，並邀請邊疆人士、農工商領導人員、社會賢達、海外僑領，成立「中國政治聯合會」，代表全國人民主持全國普選。
2.中國政治聯合會參酌情勢及法理，制定普選辦法、國會組織草案，主持普選，產生參、眾兩院的全民國會。
3.中國政治聯合會成立同時，所有政黨暫行解散；境內軍事力量，不得做任何對付國族的行動；政治犯包括外人，應即停止審判；各級政府應承辦中國政治聯合會交託的職務。
4.普選產生的全民國會（筆者按，考其脈絡，應是臨時全民國會），應向全國人民負責；並在維護生存、自由、平等的人權原則下，改制政府及國會，並有修訂憲法及法律之權。
5.全民國會成立後，全國政治犯應被釋放，並可依其意志，組織或參加各種建國性的民主政黨。
6.中國政治聯合會的職務期限為一年，以全民國會成立時為止；全民國會的職務期限為兩年以下，以所改制的全民國會成立時為止。在此兩會職務期間，得商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國以外之十大會員國派員，合組「和平顧問團」駐會，並於必要時，視察第三、五條實施情形，及輔助該會職務上的需要。
這〈六大原則〉，以今日觀點視之，是採「三階段改造」加「兩階段普選」加「台灣問題國際化」。第一階段是選出全國代表，成立「中國政治聯合會」，規劃「臨時全民國會」的普選；第二階段是普選成立臨時全民國會，修訂憲法和法律，改制政府和國會（按，即國民黨聲稱的三大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第三階段是成立新的全民國會。雖然巫義德沒有說新國會如何產生，但衡其民主精神，以及「臨時全民國會」和「三大國會」的退場機制，也必須是普選才行。
遭人密告：與彭明敏案前後呼應
這〈六大原則〉，完全走體制外路線，甚至引進聯合國的監督機制，制衡蔣家和國民黨，堪稱高瞻遠矚。而其本意，用直白的講法，就是把台灣的憲政體制「砍掉重練」。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對台灣有利的（如基本人權）形同虛設，對台灣不利的（如大中國設計）全面落實，加上萬年國會尸位素餐，使台灣長期穿大鞋、穿臭鞋，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同為政治亂源。
然而，在那個弔詭的年代，理論上的正確，往往是現實上的錯誤。國民黨連罷免一個地方市長（當時高雄是省轄市）的第一步都斷然封殺，怎麼可能在國家體制上稍微讓步——或者精確地說，國家體制只能被國民黨依該黨的利益恣意亂改，怎能被任何公民依台灣的需要另作主張？
巫義德將這〈六大原則〉交高雄市成功印刷廠排印，打算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分函國大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各國駐華使館、各報社記者等。廣寄國內外，進可周告，退可自保，不失為良計。然而印完後，還沒寄發，就被警總獲報，將巫義德逮捕，剛出廠的〈六大原則〉二千份及信封一併查扣。
警總為何知道？這答案，跟四年後（1964）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案〉一樣：被印刷廠密告。據謝聰敏的說法，印刷廠老闆在印刷時，偷拿一張給旁邊的一位初中生看。學生說：「文章裡都在寫蔣介石，為什麼不用『蔣中正』？」於是他們跑去向警方報案。至於巫義德，則疑係遭印刷廠一位吳姓職員密告。所以這兩案，印刷廠人員都全身而退；而這兩案型態如此相似，有如歷史重演，也令人驚異。
1960年2月18日，巫義德外出吃飯，突告失蹤。隔日來了一輛吉普車，兩名不速之客遞出巫義德親筆便條一紙，要家人將寫字台上的稿件交給他們帶走。巫家察覺情況不妙，向媒體放消息，巫父說，如果他兒子被治安機關秘密逮捕，「將呈請監察院申冤察究」。這句話，逼得警總發言人王超凡在22日出面證實，人是他們抓的，並說巫義德「早經該部保防工作人員組成專案小組，歷久偵查與跟蹤」。前面說巫義德被「點油作記號」，此處可證。
離奇指控：「預備意圖」顛覆政府
巫義德的〈六大原則〉本來就是宏觀設計，不玩自欺欺人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這下落到警總手中，正好全部往「叛亂」上綱。警總指控，第一項選出各代表，是「否認國民大會代表資格，企圖阻礙國民大會開會」；第二項普選產生參、眾兩院，是「破壞五權憲法的精神」；第三項停止審判政治犯，軍事力量不得對付國族，是「停止防奸肅諜的治安工作，阻卻反攻復國的軍事行動」。
至於第四項，以全民國會改制政府及國會，修訂憲法及法律，是「另組政府及毀憲之野心，甚為明晰」；第五項，釋放政治犯並復權，是「釋放匪諜，讓匪諜正式組黨，足徵其思想狂妄」；第六項，請聯合國派員駐會，視察協助，是「要求聯合國出面干涉，損害我主權獨立」云云。遂將巫義德以「預備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0年。這裡的「預備意圖」令人費解（意圖的預備階段），用心理學解釋，只能說是潛意識——所以，這應該是一起「潛意識叛亂案」？
面對警總指控，巫義德的辯論策略，是把〈六大原則〉的「中國」擴大解釋為「包括大陸」，藉以轉移風險。然而這又帶來新的風險，警總說，「不啻承認其（大陸匪幫）為合法政治對象…此種和平共存之論調，乃係響應蘇俄與共匪之和平攻勢，助其邪說之囂張」。反正橫說豎說，警總都能抽鞭——因為法院是警總開的。
巫義德是一人案子，但他的辯護律師林頌和，1971年也坐牢去了。白色恐怖案件的辯護律師，官方指派的「公設辯護人」純屬虛設；被告延聘的「選任辯護人」雖有努力，終歸徒勞。林頌和、石美瑜、梁肅戎是較有名的選任律師。林頌和是特務出身，卻為一些政治犯如馬之驌（雷震案）、石錫勳、張明彰（全青會案）、王芳茗（南靖師範系列）等人辯護，有他的義膽在。雷震在其日記提到，林頌和「依法為當事人辯護，乃至口不留情，直指國民黨政治迫害的痛處，終於惹禍上身而下獄」。
失落拼圖：被人遺忘的民主前輩
巫義德1970年出獄，不久即投入1972年的高雄市長選戰——不是競選（他被褫奪公權5年），而是為黨外的謝掙強抬轎，和國民黨提名的王玉雲激戰。通常政治犯出獄後，即如驚弓之鳥，對政治避而遠之（1980年代黨外勢壯，情況才有改變）；巫義德卻甘冒風險，再戰國民黨，確實膽識非凡。此後他長期支持黨外，傳承民主香火，卻也在時代潮流的無情推移下，淡出舞台，被人遺忘。
巫義德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知先覺。光是提出「普選全民國會」，就比長老教會、大學雜誌的「國會全面改選」主張，提早11到12年。他的高重要度和低知名度，讓我們警覺，台灣民主運動史其實還有很多拼圖遺落。而他那種把紊亂體制「砍掉重練」的氣魄，在綠營全面執政、擁抱中華民國體制的今天，也只能仰止了。
然而，如果台灣真有制憲的那一天，恐怕仍要參考〈六大原則〉的架構：廣邀各界人士→成立制憲籌備會→普選制憲代表→召開制憲會議→以新憲法改制政府和國會——或許，還得尋求聯合國協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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