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鉅變中的台灣，我們曾經站在那轉捩點上，往回看，看到了二二八——在當時，那大約是三十多年前。
2020年，回過回首鉅變的1980年代，大約也正好是「三十多年前」。
歷史的前進，總是在回頭看時、找到力量，才能奮躍向前。
非常汗顏的是：1980年代的年輕人，都忙著創造歷史、無睱寫歷史，因此沒給2020年代的年輕人，留下豐富的奮躍向前的素材。
這裡，先說一個1970年代的歷史故事。
1970年7月，張紹文、張景涵(張俊宏)、許仁真(許信良)、包青天(包奕洪)四位先生，在《大學雜誌》發表了引起廣泛討論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
這篇長文，分析了台灣當時「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智識青年」、 「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企業者」、「勞工」及「公務人員」等六個族群，企圖尋找出當時台灣接下來發展的社會動力——或說得更白，台灣革命的力量。
印象中，馬克思、列寧與毛澤東都做過類似的分析。馬克思著眼於他當時的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後，勞工階級作為革命主力。列寧根據沙皇封建統治下的俄國，首先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爾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則針對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特性，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張。
事隔多年回顧，1970年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大體奠定了整個197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迄至1986年民進黨建黨之前的運動理論基礎。可以說是關鍵性的歷史文獻。
這篇長文，首先分析「舊式地主」，原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憑藉最主要的社會力量，但在土地改革之後，「已完全政經舞台上消聲匿跡」。他們在民間仍是頗具地位的意見領袖，卻在國家政治中被忽略。
接下來分析當時人數尚有600萬的農民及其子弟(2018年的今天只剩十分之一、60萬)。
當時農村已經開始萎縮、破產，「六口農民一月所得不及勞工一週所得」，於是產生「遊民」與「遊士」湧入都市。
第三部分探討各種類型的智識青年：沒有戰爭經驗的第二代的掙扎；「冷漠的理想者」與「理想的實踐者」的苦悶」；由權貴後裔、機會主義者、八股教育受害者組成的「義和型愛國者」；來自中下階層、人數最眾多的「沈默的等待者」。
財閥大地主仍是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障礙
「財閥」，無論是日本時代留下的大地主、大陸來的企業家或接收日本人企業的本土暴發戶，都被作者視為國民黨政權擁護力量。
其實現在台灣的財閥，也幾乎仍是這些人和他們的後代，大地主如板橋林家、辜家，大陸來的徐旭東家族、尹衍樑集團等等。新興的財閥，正所謂電子新貴。這些剝削者，現在仍是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主要障礙。
文章中肯定的「企業幹部」與「中小企業者」，稍後果如所料，成為民進黨主要支持力量。
當時剛剛興起的勞工，還只有140萬左右，但成長速度驚人，亷價的「農村輸出的童工女工大量取代成年男工」，可能成為「暴民運動中最主要的暴力來源」。
1970年這個預言，在1984～1990年街頭運動中，得到了應證。
1970年當時服務業未成氣候，到了1980、1990年代卻成為台灣最主要就業人口，這是1970年時，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的。
最後分析「公務人員」。作者用「現代師爺」形容形成中的官僚體系。
當時的主要矛盾出在中央、省級以上公務人員，與地方基層公務員之間的省籍與階級矛盾。
找出台灣接下來的社會改革動力
1970年，距離解嚴尚早，言論難免隱誨，今天說白了，作者們指出了遊士與遊民、知青中的沈默等待者、企業幹部與中小企業者、勞工等六股力量，是革命主力，舊式地主、基層公務人員可能成為他們的奧援。
後來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大致也就是這些力量。只是尤其是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不少投機份子、財閥混進了民進黨。
2018年的今天，我大致看到了台灣社會力與半世紀之前，有幾個明顯不同：服務業成為GDP及就業人口主力；農村萎縮到不能再萎縮，而且嚴重高齡化；嚴格定義的勞工(工廠工人)不再是上升階級；微型企業就業人口500萬成為台灣最慘的一群...。
這些顯著差異，迫切需要更多調查研究與分析，才能找出台灣接下來的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來源。
2020年，台灣需要下一本《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那種，而是政治的、運動的版本。
※本文轉載自《民主視野》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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