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立法會候任議員宣誓就任時，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把誓詞中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讀成「People's Refucking of Chi-na」。她與同屬青年新政的梁頌恆也把「China」讀成「Chi-na」，類似粵音「支那」。二人均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布條。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暗示他們沒有完成宣誓程序。新任主席梁君彥要求他們在一週後必須再次宣誓才可就任。
香港坊間輿論鋪天蓋地質疑他們做爛騷、無必要、冒風險、劣品味、低智商、搞港獨、中共鬼、討人厭等等。我不會參與這種批判，因為他們的言論畢竟沒有傷害任何人。如果選民喜歡他們的表現，下屆會繼續投票選他們，否則不然，一切就是這麼簡單。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如非邪惡，無謂計較。如有共同理想和目標，即宜合作奮鬥，或可疑中留情，無需劍拔弩張。
我比較有興趣評論的，不是粗言穢語那部分，而是香港坊間對他們兩人「Chi-na」說法的無限上綱式負面演繹。這種思維方式已經遠遠超出一個具有基本歷史知識的冷靜、幽默、正常人的應有態度。一窩蜂、瞎起鬨、前講禮貌、後謀著數，是香港社會文化的幼稚病、神經病之一，值得各界深切反省。
事實一：按照前文後理，游蕙禎和梁頌恆當時讀的全是英文，故意亂讀「China」為「Chi-na」，從來不是直接以粵語讀出「支那」。他們充其量只是暗示「支那」而非明示「支那」。「暗示」能夠成功的前提是：聽者必須先有「支那」的想像，心中才會出現「支那」二字，而不是出現用荷蘭語發音「China」的迴響。心中有鬼，庸人自擾。
事實二：「Hong Kong is not China」是客觀事實，有如說「新界不是香港」、「沙田不是新界」、「豬腸不是豬」、「狗頭不是狗」。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及主席梁君彥以此為由，否定二人宣誓就任，根本就是違反最基本的語言常識。如果現在有人還要無限上綱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意思，正是暗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s」或者「Hong Kong is not part of China」，那又是另一種心中有「鬼」的態度，亦即在一句簡單的話之上，編造和僭建出各種想入非非、自尋煩惱的複雜解讀。誰之過？
事實三：「支那」這個稱號先於「中國」這個稱號，也是一個「自古以來」被鄰邦使用的中性稱呼，遠比「中國」二字源遠流長。「支那」又稱至那、脂那、摩訶至那國等，源出印度梵文，後來成為日本漢字。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大多使用「支那」一詞，不用「中國」稱呼清國，因為當時還是「大清帝國」而無正式的「中國」國名，而且日本本州已有「中國地區」的地理名稱，因此務必避免混淆。
需知道「支那」一詞初無貶義，大家切勿曲解。基於荷蘭語「China」讀音，日語音譯為「Sina」，漢字寫成「支那」。即使時至今日，英文歷史書籍也是把「中日戰爭」翻譯為「Sino-Japanese War」，中石化簡稱「Sinopec」。其理在此，四海同聲。
由此可見，「支那」舊稱具有「自古以來」及「舉世聞名」的雙重特徵，比「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稱呼還要早，更加源遠流長。
事實四：「支那」是清末民初期間華人以此形容自己國家的常用詞彙。
1902年，革命黨人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梁啟超也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獲得毛魔讚賞。1913年7月，由於當時「中華民國」政權草創，國號初定，局勢未明，因此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沿襲舊稱。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於此時，直接譯自中華民國自定之英文「Republic of China」。1925年，詩人聞一多在其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文及毛匪，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
事實五：備受無知華人景仰的孫文也把「支那」常常掛在嘴邊，寫在紙上。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共計34次 。
我最近閱讀橫山宏章新作《素顏的孫文》，獲得新知。發動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命日本，跟惡名昭彰的詐騙宗教集團「大日本精神團」總裁飯野吉三郎籌謀「借款」。孫文在1913年9月13日簽下《誓約書》：「在支那改善後，若因借款等財政上事宜須與外國交涉，必先與某團體商量，以此為證。」好一句「支那改善」！另外，孫文也曾對後來成為「摯友」的宮崎滔天說：「余堅定地相信，為了支那蒼生，為了亞洲黃種人，為了世界之人道，上天一定會幫助吾黨」；「拯救支那四億蒼生，為亞東黃種人雪恥，恢復世界之人道，唯我國革命成功，方能達成」。好一句「支那四億蒼生」！
事實六：1930年5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及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1932年，日本政府終於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日本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為「支那」，因為這是民間習慣使用的名稱。
及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把「七七事變」稱為「支那事變」，而且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也把中國稱為「支那」，以示對反抗的國民政府的拒絕承認。換言之，日本侵略者不稱「中國」而稱「支那」，不是臨時創造一個「支那」貶義名詞來羞辱華人，而是因為他們當時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想要打敗後者，然後在名詞上故意不說「中國」而稱「支那」。這種想法跟中國共產黨把「中華民國總統」硬要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思維模式一樣。然而，成王敗寇之後，到了1946年，日本政府在美國盟軍的支配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這個詞才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只要明白上述歷史事實，大家可以知道：「支那」本屬中性詞彙，後來被賦予貶義，是日軍侵華戰爭前後期間，日、中雙方宣傳與反宣傳的惡性循環結果。簡單來說，日本侵華卑劣，甚至把原屬中性的詞彙都染黑了。這就好比「革命」、「鬥爭」、「洗澡」、「多快好省」、「大煉鋼」、「批評和自我批評」、「坐噴射機」等名詞，本有原意，但卻都被毛魔染紅了一樣。錯不在詞彙，關鍵在侵略、暴力、瘋狂，大家不宜本末倒置。
時至今日，中日戰爭的煙硝已經結束了超過70年。儘管日本的戰爭罪行尚未得到全面追究，但大家現在使用「支那」一詞，只要沒有任何為日本侵華及軍國主義搖旗吶喊、助威贈興的明確或暗示意思，那就完全跟中日戰爭時期的貶義「支那」意思無關，反而只是單純表達到中國政權及文明程度的不滿，以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支那人」，只認為自己是華人、香港人、台灣人、南洋人。
需知道一個名詞是會隨著時代更迭而在意義上有所改變。時至今日，「支那」這個名詞的用法，已經不再具有昔日「支持日本皇軍賤視或消滅中國」的意思，而是已經被轉換成「我不是屈服在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下的賤民，決不認同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而是另有民族身分或公民身分認同」的意思。稱「支那」以代替「中國」，代表輕蔑中國政權、政治制度、國家形象、文明程度等各種面向。這不是有些人所說的「無知、無恥、賣國、叛國」表現，而是表達「我不屑與中國政權及其文明程度為伍」的反抗態度。
不稱「中國」，改稱「支那」，完全是屬於世界上每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保障範圍。我們當然沒有必須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或「支那人」的道德或政治義務，但也沒有必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支那人」的道德或政治義務。既沒有把「華夏」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由，也沒有禁止別人以「支那人民共和國」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理。
由此可見，梁頌恆和游蕙禎都說錯了嗎？我看沒有。大家可以說他們太稚嫩、想出位、品味怪，甚至認為他們尚未完成宣誓就任一事，在策略上實屬不智，但卻不應指責他們「無知、無恥、賣國、叛國」。民主黨林卓廷、教育界葉建源等民主派議員，竟然附和親共陣營鋪天蓋地的批判評論，未免令人搖頭。
還記得在2013年2月，親共陣營的澳洲籍馬恩國大律師在立法會與梁國雄對罵，講了這句粗口：「You are not a bloody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試問：一直以來，又有誰肯為全球所有「Chinese」聯署向馬大律師兼山西政協討回公道？永遠的零。大家不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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