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台南下營人，是1922年出生的日本皇民，嘉農畢業。二戰期間應考待遇優渥的「軍屬」，戰後逃過二二八，卻逃不過白色恐怖，被關了6年8個月；出獄後決定到日本，也曾受聘到菲律賓協助解決菲國重要農產品苧蔴的疫病問題，受到中國駐菲大使的注意，激起他對紅色祖國的迷戀，在中國25年被騙光積蓄後回台，目前來往於台灣及琉球間，唯一的女兒受限於「兩岸關係條例」無法來台設籍。只剩95高齡的他和妻子相依為命。
他叫楊馥成，嘉義農林學校畢業後，任職台南州廳農林課一年多，負責園藝方面的業務。因為聽說擔任軍屬待遇很高（每月200圓，當時南部可買1分農地；而公學校台灣人教師月薪只有50圓），瞞著長官去應試，考取後由於戰時軍事優先，長官放行，從昭和18（1943）年開始，到日本戰敗的第二年4月，整整擔任3年的軍屬生涯。
軍屬們是搭「北光丸」赴新加坡附近的小島，在他們的前後另有船隻派往南洋都被擊沉，只有「北光丸」平安抵達駐地，他派駐的單位是負責全南洋駐軍物資的補給任務，經常要和南洋當地的華僑買貨，因為語言上的方便，加上台灣人軍屬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優秀，日本軍方對台灣人相當器重。雖然事隔70多年，他還記得他們的單位是隸屬於軍政部的「南方派遣軍野戰貨物廠」，部隊番號是「岡10356」，隊長是日本貴族農林大臣的兒子，後來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部隊的奉茶小弟，他想都沒想到李光耀戰後赴英讀書，並成為新加坡建國英雄。
日本戰敗後，他的隊長曾勸他最好去日本，理由是如果回台灣必定會受到虐待，並說他若決定回台灣，那麼他想帶走什麼物資，都任由他帶走，結果他遇到一位李姓華僑，要了一艘小船，李先生給了他一些現鈔作為回報，只可惜在等待遣返時，住集中營的戰俘是不能帶錢的，他把錢託一位金門人代管，後來卻再也未曾遇到該金門人。
「我和當時很多台灣青年一樣，對於能夠回歸祖國，都感到很興奮，因此決定回台灣。目前日本民進黨黨魁蓮舫的父親也是台南人，他就選擇到日本，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楊馥成說。
少年楊馥成。圖／陳婉真翻拍
他回到台灣後，看到中國兵的惡行惡狀，內心感到不妙，決定到日本，在等船期間，看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檢驗局招考行政幹部，他因為在日治時期讀過漢學，又向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台南人薛老師學中文，竟讓他以第一名成績考上，因而留在檢驗局服務，二二八發生時他轉調基隆海關大樓負責檢查肥料，逃過一劫。
二二八的第二年，他轉任和平日報記者，1949年4月他到廣州，10月共產黨宣布建國，他趕搭最後一班船離開，目睹很多人還沒上船船隻就啟航，好幾十人就這樣葬身大海。
等稍作休息之後，他發現全船只有他一人穿西裝，其餘全是軍人，差點被當成共諜丟入海底，經司令官訊問後才保住一命。船隻先到海南島，留若干官兵在島上後才開抵台灣。司令官並要他宣稱是部隊的一員，等上岸點名後才讓他離開，此所謂中國兵習以為常的「吃空缺」是也。
「和那些兵仔一起睡時，感覺全身是蝨子，那一艘船不知帶多少蝨子到台灣。」楊馥成說。
回到台灣後，他還是想到日本，正和十多位朋友相約買漁船偷渡，就在1950年被捕了，逮捕他的保安司令部到他家中搜索，被發現一本《我在延安十年》，除了書本沒收之外，總共被關了6年8個月，同案的下營鄉長遭到槍斃。和許多白色恐怖的案例一樣，沒有判決書，直到1998年立法院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成立基金會，才發給他當年的判決書，又申請寃獄賠償（每關1天賠5000元），總共領了810萬補償金，他把它捐給母校今嘉義大學及台南孤兒院等單位。
比其他政治受難者幸運的是，靠著他的日語能力及植物營養研究的專業，出獄後，他在一位政府聘請到台灣的日本籍農業博士福本身邊擔任助理，後來並到日本深造，1975年取得日本特許大學博士學位，並於1984年獲聘到菲律賓，次年又獲中國大使館禮聘到中國。
他的學術論文是〈無用農藥而使農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初到中國，他發現當地的農產品品質很差，決定留在中國貢獻所學，卻多次遭到詐騙，雖然曾於2003年獲「聯合國第15屆國際科學與和平週」組委會頒發「特別貢獻獎」，也曾和多個地方政府合作開發植物的營養產品，每次都以受騙收場，終於決定離開傷心地，目前在台灣及琉球兩地都有居所，95高齡的楊馥成身體健康，經常往返兩地。
楊馥成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受頒聯合國特別貢獻獎。圖／陳婉真翻拍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人發明一批毒藥，以飛機從天空灑下，所有人都會被毒死，基於人道的考量，德國學者反對使用，反而美國人在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如果當初德軍使用該批毒藥，二戰的歷史結局可能會重寫。」
「戰後，有人把這批毒藥稀釋後，就成為現在使用的農藥；再加上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導致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楊馥成基於這樣的理解，又看到美國女科學家所著《寂靜的春天》，讓他投入不使用農藥的研究，為他帶來聲名，卻因身陷中國長達25年，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
而他依舊滿懷熱忱，希望為故鄉做點事。他曾引介日本人因二戰期間對台灣的傷害而有所回報的民間團體捐款，卻始終得不到台灣方面的信任，尚未媒合成功，但無論結果如何，以95高齡的長者而言，他的一生在3個國家之間流轉，受過兩邊的中國人政權的迫害，不就是台灣人命運的縮影？
楊馥成母校國立嘉義大學校刊的報導。圖／陳婉真翻拍
專欄、專文等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